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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先生似乎想把自己对诗歌的见地都分享给同学们，于是接着说道：
“很多人对诗歌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诗歌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只要有诗才，好诗俯拾即是。
杜甫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杜甫会把李白写得这么潇洒，自然是因为他钦佩李白的诗才，可要是李白没有下过“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的硬功夫，没有走遍名山大川，观风物，察人情，就算他再有才气，喝再多的酒，也不可能写出那些传诵至今的千古名篇来。
写诗真的并不是只要有才气就足够了，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因为个人的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
只有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有亲切的认识，将他的个体经验与感觉和整个文化结合在一起，诗人才能使他自己的感觉、希望和祈求成为时代的，借他的诗歌发出时代的心声，让诗人跟更广泛的读者取得共鸣。”
说到这儿，叶公超似乎想起什么，他从自己脚下拔了两棵看起来全然不同的杂草给同学们看：
“当然，才气是那个种子，没有一个负有盛名的诗人是没有才华的，但是同样的养分和生长环境，不同的种子会长成不同的植物。
同样生活在唐代，年纪相差不过十一岁，李白和杜甫的诗风却完全不同。
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话的人，一种是歌唱的人，很显然，李白是歌唱的人，而杜甫是说话的人。
他们诗歌的节奏很不一样，性情和活法更加不同。
说话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最后的结果都是在说话，而唱歌的人只要一开口，便是在歌唱了。”
杨静如捧着圆圆的苹果脸好奇地问道：
“叶先生，若是在现今的中国诗人当中选，先生觉得谁是歌唱的人，谁又是说话的人呢？”
叶公超低头思忖，面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悲伤，如同微风拂过水面形成的涟漪，他喃喃说道：“徐志摩，毫无疑问，志摩是歌唱的人。”
徐志摩生前在中国的诗坛名噪一时，即便是在座的各位同学彼时尚且年幼，也自然知道徐志摩的声名，虽然他们不知道叶公超和徐志摩曾是好友，虽然两人对诗歌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叶公超是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杂志的核心撰稿人，徐志摩因空难离世的消息曾震动全国，世人皆惋惜一代天才诗人的陨落，叶公超则默默承担起徐志摩生前的工作，他不光接替徐志摩成为《新月》新一期的实际主编，还帮他代教了北大的英诗课，斯人已逝多年，不期然想起，叶公超仍觉得心中缺了一块，空落落的。
虽然徐志摩在国内享有盛名，但因为作品只有零星英译，尚未取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只在剑桥精英圈和亚洲留有声名，当燕卜荪在剑桥大学入学时，徐志摩早已离校，但燕卜荪对徐志摩的诗才也有所耳闻，而且燕卜荪来中国已近两年，对中国诗坛自然有所关注，也知晓叶公超和徐志摩的私交，此时此刻，他颇能理解叶公超沉默中包裹的惋惜和寂寞。
同学们也跟着二位先生一起沉默了，然而叶公超先生并没有让这沉默持续太久，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
“袁枚说过，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
我们有时候读一首诗特别触动，觉得诗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于是引为知音，可明明是同样的感想，为什么我们自己写不出来呢？因为要把心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非有超群的诗艺不可。
在我看来，诗歌是最需要技巧来支撑的文学形式，所以古人才有‘推敲’、才有‘苦吟’，无非是想找到那些最能表达自己心声的词句。
当然也会有缪斯女神眷顾的美妙时刻，但那些所谓的‘妙手偶得’，往往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因为不下一番苦功夫，便成不了好诗人，所以若要研究某位诗人，首先要研究他的技术而不是他的观念。”
此时在一旁认真听了许久的王佐良忍不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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