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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奉使入蛮，会其酋长，周旋颇洽，知其心意。
若由我说和，再假朝廷招抚之名，经略荆蛮，则汶阳、永宁、宜都三大部，必愿为我应！
我回师入荆，合三部之众，耀兵蛮中，宣以威德，慑服其余，指顾之间耳！
既能为我们自己建功，又能为王爷赎罪。
比于取雍州，易利岂止十倍？转败为功，莫过于此！
至于其他，有我周旋。
富贵不敢妄许，不过我一保诸位家小无恙，二保诸位官职家产不动，不被朝廷追罪——”
他停了停，缓缓扫视众将：
“只是不知，诸位信不信我？”
当下立功之道，无外三条——
一平叛，二伐魏，三服蛮。
前两条路最易想到也最易翻车。
平叛是回头打巴东王，王扬如果信心爆棚，自然也可以这么做。
但用巴东王的兵马打巴东王，风险是相当高的，很容易激发将士的抵触心理，并且自己也可能背上“背主不义”
的坏名。
以此时的观念，即便是兴叛作逆，也有君臣名分相系。
你改辙易帜，反旗为正，这是一回事；但倒转刀枪，回击主公。
又是另一回事。
故而刘宋时竺超民跟着王爷刘义宣造反，失败后竺超民送王爷出城跑路，但王爷养尊处优不能跑，竺超民过了一夜，这才收王爷入狱，向朝廷投降。
后来朝廷议罪，竺超民谋逆当死，尚书令争之：
“贼既遁走，一夫可擒。
若超民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
意思就是刘义宣当时一个人轻松就能抓。
如果竺超民是反复贪利的小人，直接把刘义宣抓了邀赏多好！
没必要放他跑路。
注意，此时刘义宣是无可争议的叛臣，为天子擒叛献忠，本合大义，但朝堂上言，仍称之“不义之赏”
，可见当时观念。
所以王扬可以反正，可以立功，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样，在仁至义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抓小巴，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否则就是不义。
而与不义相对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义，实则暗藏祸患。
一则北朝强悍，不谋定后动，孤军轻出，胜负难料。
二则北伐是全局之事，朝廷大政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
擅自动兵，即便胜了也可能大难临头，一个“擅启边衅”
的罪名就够所有人喝一壶的了。
这既不符合王扬心中的北伐方略，也不合朝廷目前与北朝通使交聘、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
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打仗打出祸事的例子，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够老道，而是政治上失于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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