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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看这理欲，便如对待正邪一般，非此即彼。
可这天理人欲，并非正与邪一般，是绝对对立之物啊……”
戴震所言，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天理人欲之辨”
，其实颇为复杂，为了讲学，已经讲得非常浅易。
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也很难理解多少。
只觉戴震讲的这些，言辞简明扼要，却又引经据典，极有说服力，至少要比所谓“宋儒”
、“宋学之人”
要强多了。
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辩论最激烈的“汉宋之争”
。
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明亡教训，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学者不学无术，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最终违了圣人本意。
所以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便大力呼吁“实学”
而反对“空言”
。
但所谓“实学”
，本身包罗万象，具体到每一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做法。
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
进入清朝中期，学者多推崇顾氏，一时考据之学大盛，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
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一共也没留下多少，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
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
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
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
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
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
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
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
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
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
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
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
之心。
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
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
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
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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