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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的学术思想每隔十年一个台阶：1971年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的地位；1981年，詹姆逊发表了《政治无意识》这部表达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见解的著作，进一步奠定了他的文化批评理论的地位；1991年，他又发表了篇幅宏大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去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
此后，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的后现代主义框架的著作，如《地缘政治学》（1992）、《时间的种子》（1994）、《理论的意识形态》（1998）、《文化转向》（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单一的现代性》（2003）等。
比起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詹姆逊在美国还是一位受尊重的著名文化批评家、较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他不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列。
可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归属既不能凭他个人自己的誓言，也不能从评论者个人的好恶出发。
我们从美国权威评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答案。
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自己的著作《后现代理论》中，第六章第一节，就是以“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为标题，并且在一开头就写道：“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一马当先，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后现代争论衔接起来。”
[8]凯尔纳和贝斯特还接着说，詹姆逊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由此可见，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显得“平淡感”
，这种平淡感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
。
因为它排斥思想领域里有影响的“深层模式”
，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模式及其关于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以及索绪尔的符号系统。
但他始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框架”
，[9]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特点紧密相连，后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致的。
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全世界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也就是当全球的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之后才有可能。
这个过程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现实情形。
由此可见，詹姆逊十分重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他划分“晚期资本主义”
与“早期资本主义”
的一个最好的概念术语。
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早在1971年他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就呼吁一种能够说明当前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
阶段的“后工业马克思主义”
。
到了1975年，詹姆逊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终结”
这一论点，并且在80年代初讨论电影的文章中首次提到后现代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詹姆逊试图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
[10]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后马克思主义”
式的见解。
首先，他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后现代即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
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
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把这种“后马克思主义”
视为“第三次资本主义变异（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
阶段的必然产物，如同“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指19世纪末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变异的必然产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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