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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
这一概念的使用，就像詹姆斯·彼得拉斯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并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蔓延。
在经济学领域，安德列·托塞尔（Aosel）在1995年9月在巴黎大学召开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发表了《走向一种新马克思的行动理论》，提出了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行动”
理论，该理论吸收了法国思想家阿兰·图雷纳（AlainTouraine）的行动理论，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关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继承和运用后结构主义提出的“解构”
方法和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的策略。
托塞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大规模文化消费的新时代，生产和个人行动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生产—行动”
理论旨在通过批判和重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决定论”
。
[9]这期间较为活跃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凯瑟琳·吉布森、朱莉·格雷汉姆等。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80年代初露锋芒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更为活跃，关注的问题域也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妇女受压迫，如何消灭压迫？”
转向了“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进而从不同的层面发展了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即女人不是生为一个女人，而是后天“变成”
一个女人，[10]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女性主体性，身体、性、认同等问题。
较为激进的观点如坎姆皮尼（i）和格罗兹（Grosz），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对妇女解放持敌视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
。
[11]90年代涌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著作有米歇尔·巴雷特的《真理的政治学》、阿尔科夫和鲍特L.AldE.Potter的《妇女解放》（Femiemologies）等均反映了这种观点。
在生态领域，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运动影响逐渐增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对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范畴和概念。
正如P.奎格雷（PeterQuigley）指出：“因为生态反抗的传统和当代态度与他们要反对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他们受益于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全面思考，这种思考为一种彻底的反抗运动提供了根据。”
J.麦肯泽（JohnMa-zie）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态主义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在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的生态主义的概念化方面；在为反话语实践的连接提供一种框架方面；在它对贯穿在话语的和社会领域的霸权的作用的叙述方面；以及在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实践和能够变革政治的行动的概念方面。
[12]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高兹和詹姆斯·奥康纳。
高兹认为环境危机的解决“只存在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颠倒之中”
，在苏东剧变后推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提出了“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
设想，强调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消除生态危机。
在时空理论上，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主要关注“后现代性”
“后福特制”
“后资本主义”
的经济和社会特征。
这些学者并不刻意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其理论资源之一，但他们更多的是用“权力—冲突理论”
“权力—阶级观点”
的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主要的成果有沙伦·朱肯（SharonZukin）的《后现代城市景观：文化与权力研究》（1992）、马克·戈特迪纳（MarkGottdiener）的《新城市社会学》（1994）、乔·R.费金（Jin）的《新城市理论》（1998）、迈克尔·J.迪尔（MichaelJ.Dear）的《后现代城市状况》（2000）[13]、大卫·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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