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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指出，政治与经济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也不是社会的本质，整个社会政治统治与经济基础没有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方案的致命性打击。
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工人阶级中心论及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概念”
。
[11]
后马克思主义指出，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所以“那种认为历史演进受经济基础结构的必然活动支配的看法已变得不切实际”
。
[12]正因为如此，一个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要求以物质条件为基础。
“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
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
[13]因此，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没有任何必然联系，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可以独立于经济条件，即政治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
所以后马克思主义主张将政治与经济进行刚性划分，即所谓的政治去经济化，经济去政治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否定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主体地位。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条件导致政治力量的产生，受其阶级利益和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
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它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
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并不具有优先性地位。
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拒斥统一的工人阶级观念，他们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因而不可能存在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
拉克劳和墨菲参考爱德华、戈登和M.赖希的著作及西欧的类似著作，将工人分为种种类型：就技术层次而言，有高工资并且受保护的工人、无技术的工人、半技术的工人、数量正在增长的结构性失业的工人，等等；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又有中心化工人和边缘化工人的差别。
不同的技术等级和劳动力市场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
，这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
而且，生产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种族、性别等，也会影响工人阶级的统一性。
工人阶级的分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减少。
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讲，“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
。
[14]因此，“工人阶级”
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今天已经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了。
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工人阶级丧失了统一性和主体地位，所以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它的阶级状况不比其他主体更自然地或是更方便地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
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或特定的联系，“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相对于其他阶层，说工人阶级起着特殊的超前作用，并没有什么根据。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及其合理所产生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工人，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领域的许多人。”
[15]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既然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减少，重要性在下降，那么工人阶级自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这样，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地位，甚至工人阶级已经完全让位于“非（工人）阶级”
。
这就消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地位。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工人阶级已经边缘化了，其主体立场已经碎片化了。
因此，工人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潜力，在社会主义斗争中不再占据主体地位。
既然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主体，剩下的任务当然就是寻找新的革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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