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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样，哈贝马斯最终将社会进化的动力归因于学习机制。
对于“学习机制”
的两个表现方面：技术—知识领域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意识的学习机制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
他指出，“富有进化成就的学习过程，不仅出现在认识的工具的领域内，而且也出现在相互作用的领域中；在道德—实践知识的领域中，社会制度系统（Iem）的基础设施直接受到了这些学习过程的触动。”
[14]他还指出，“（人类）物种所学习的，不仅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有用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
交往行为规则确实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领域内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并推动了后者，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遵循着自己的逻辑”
。
[15]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上可运用的知识的使用；一个社会的基本设施和制度体现了道德的、实践的知识。
技术—知识领域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是社会进化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
哈贝马斯把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机制看做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
。
他认为人在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反映在世界观中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个领域的学习过程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
这是因为，社会群体和个体所具有的意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包括两类：一类是作为经验的技术知识，另一类是作为道德—实践意识的知识。
前者只能增进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而后者则决定了个体和群体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变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
因为集体具有的意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是一种能够被社会所使用的认识的潜在力量。
而且，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实施，需要的是道德—实践意识的知识，而不是技术上能够使用的知识。
因为道德—实践知识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律令之下，成为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的指示器。
同时，道德—实践知识还具有传播能力和使制度发生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并最终被纳入社会组织系统，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
所以，“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
[16]这种“起搏器”
作用贯穿于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
由此，哈贝马斯得出结论：社会之所以会进化，源于技术—知识领域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机制”
的变化。
“学习机制”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状况，进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所以，学习机制比生产力更为根本。
这样，哈贝马斯最终将社会进化的动力归因于学习机制。
（三）“生产模式”
决定社会历史发展
詹姆逊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主导符码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和阶级斗争，而是“生产模式”
（即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生产方式”
）。
他认为生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有生命力的领域，因此他将生产模式作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在詹姆逊的理论中，生产模式是一个重要概念，它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
但詹姆逊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虽然他在北大讲演时引述了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对关键性概念，并指出“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
[17]。
但是同时，詹姆逊又深受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产方式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不同层面构成，其中经济因素固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它与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决定的关系，在坚持社会构成总体性的同时，尽可能给予其中不同层次以相对自律性，而且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也都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
因此，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时，应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多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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