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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可以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高度物质生活的社会，而是通过主体间相互理解给予合理动机的“无统治的、民主的、公正的、和谐的”
社会。
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危机，就是因为工具理性当道，而往理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因此，他所设想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将不再是“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
，而是“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
。
即在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上形成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交往共同体”
。
所谓“交往共同体”
，就是让对话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
，达成一致理解和共识，实现交往合理化。
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主体平等地参与理解、对话，任何社会冲突都可以通过交往行为来解决，人们在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自由的、独立的公共领域内真诚地沟通，过着自由和无强制的集体生活，一个无暴力的、宽容的、建筑在团结和正义基础上、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公民社会”
将得以诞生，这无疑又是一个人类解放的乌托邦。
从总体上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剥离了社会主义目标与阶级的物质目的，单纯地强调非物质的、抽象的、人性化的目的，比如民主管理、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等。
这些设想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系统化的理论就是民主。
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或多或少能够等同于由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精心孕育而出的民主化策略。
3.对社会主义策略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其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
然而，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后指出，经济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不能用经济范畴来解释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否则就会歪曲政治和文化的本来面目。
同时，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现代社会的许多政治运动，与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
但对于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策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多元的政治运动，即以话语的逻辑将不同的主体链接起来，以此扩展和深化自由民主权力，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策略；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为”
理论为基础，以“对话”
与“商谈”
为手段，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伦理文化精神为指导，提出了商谈民主策略；詹姆逊则运用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霸权文化，从文化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运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提出了“认知测绘”
的政治文化革命策略。
多元激进民主既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又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策略的新规划。
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在革命主体、斗争方式和革命目标等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
具体来讲，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多元主体的联合，即“人民同盟”
，在这个同盟中没有哪个单一主体拥有高于其他主体的特权，工人阶级充其量也不过是“人民同盟”
中的一元而已；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斗争方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多元民主斗争、是非暴力的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与阶级和阶级利益无关；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否定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而是为了扩展和深化自由民主权力。
多元激进民主策略旨在联结民主话语，在现存的社会群体中，从可能的力量中构筑“人民”
，而不必考虑他们的阶级属性。
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已被剥离出去，他们的立场是复杂多样的，但可以通过扩展民主话语把他们联结起来，这样就可以把民主扩展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之外。
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民主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它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能够被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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