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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霸权在其中扩展的领域是这样一种领域，代表关系一般化为社会秩序构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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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霸权的四个维度中，第一个维度强调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依赖；第二个维度强调了普遍性的作用；第三个维度强调的是使新集体意志成为可能的等价话语的结构；第四个维度强调的是代表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和墨菲对新霸权的界定深受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这种新霸权旨在解构奠基于内在性之上的政治观念，进而建构了一种以外在性为主导的激进斗争模式。
新霸权理论通过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进行重构，颠覆了封闭的社会总体性界限，在这种非封闭的总体中，差异转变为对抗的场所，过去的大众主体被民主主体所取代，正是这一转变使现代社会的对抗运动体现在不同的层面，造成了新的政治空间。
在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中，新霸权将是最大可能数量的民主斗争的综合物，是具有“民主价值”
的霸权。
这种民主的实践要多样性，并使之制度化到更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中去，并使主体地位的多样性能够经由民主的母体得到巩固。
这样一种激进多元民主的规划要求多样性、多元性和冲突性的存在，而具有这样一种激进民主的霸权将永远不能完结，因为不需要受某种单一民主逻辑所统治的社会。
可见，新霸权与激进民主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相成的关系。
在民主的逻辑与霸权涉及的关系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民主的逻辑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霸权。
因为民主的逻辑只不过是平等主义想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同等置换，而且它只是不平等从属关系消除的逻辑。
民主逻辑不是社会实证性逻辑，因而它不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节点来重建社会结构。
但是，如果民主逻辑的颠覆性因素和社会制度的肯定性因素不再被任何人类性基础统一起来，这一人类性基础把它们转变成阵线和单一过程的反面，那么，两者之间每一个统一的可能形式都是偶然的，并因此是链接过程的结果本身。
这正是如下的情形：没有任何霸权的设计能绝对地建立在民主的逻辑上，而是必须由一系列实证的社会组织方案组成。
[18]
为进一步地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我们还需要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中的“激进”
与“革命”
的关系。
拉克劳和墨菲一再重申，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继承了民主革命的衣钵，那么激进是否代表了革命和暴力呢？其实这里的“革命”
不具有“暴力”
的色彩，墨菲在接受邹纳兹（MaryZournazi）访谈时说：“我非常不喜欢‘革命’一词，因为我不确定它在多元民主下的意义。
我并不是说革命可以被永远排除，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为了建立民主体系的基础，还是需要革命的。
所以，我不反对暴力，而且我不相信革命可以被永远地排除。
但是，你知道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即使现有的民主社会到处充斥着缺陷，我认为也不需要革命。”
[19]在这样的社会中需要的仅仅是将民主革命确立的所有人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延伸和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
因此，拉克劳和墨菲使用的“革命”
一词，更接近于“实践”
而非“暴力”
。
她说：“当我们提到激进多元民主，我们实际上是主张现有的各种民主制度的彻底化。
这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因为我们不打算建立完全差异的社会。
事实上，为了这种彻底化，我们相信符号资源存在于我们的各种社会里，毕竟这些社会所维系的政治原则是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即是没有被切实地实践）。
除此之外，我不认为还有更为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们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在没有理念，而是没有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革命的原因。”
[20]
第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是不是通过深化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而超越了自由民主呢？在墨菲看来，激进民主也可以叫做“激进自由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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