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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劳动之所以为实现全球民主提供了可能性，主要是因为，非物质劳动促进了大众的主体性以及合作性的发展。
非物质劳动不是简单的指令性、强制性劳动，而是强调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强调信息的沟通和主体的合作。
在这种劳动形式中，“社会的和集体的个人将决定生产的价值。
因为考虑到劳动以信息的和语言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并且知识是合作的产物，生产将会越来越依靠智力劳动和语言劳动构成的联系与关系体，换句话说，它将越来越依靠这种集体个人（colledividual）”
。
[22]这种集体个人的劳动是合作的、交流的、情感的，并且完全是内在的劳动，而不是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的。
可以说“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行为自身”
，这种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性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移民等作为单独的阶层消失了，成为相似的劳动者，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促进了主体的平等和民主等观念的发展。
正是非物质劳动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内在合作性，为实现全球民主提供了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抛弃了后现代理论家较为侧重社会和文化层面分析的思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地位以及对技术和生产发展所包含的人类解放潜能的信任。
正如齐泽克所说：“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
[23]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将劳动划分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认为非物质劳动取代了物质劳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
，而劳动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
[24]可见，劳动不仅包括耗费人的体力的劳动，还包括耗费人的智力、感情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
而哈特和奈格里却认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并不是并存的，可以截然区分开来并相互取代，这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不相符的。
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SeanSayers）曾批评说：“就像所有的非物质劳动必须涉及物质活动一样，所有的物质劳动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方面，因为它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
在物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差别，诉诸‘生命政治活动’概念也没有任何帮助。”
[25]
（三）大众与全球民主
在一定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把非物质劳动作为从帝国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提供了“公共的善”
并生产出革命所需要的主体——大众。
大众作为帝国内部生成的力量和反抗其统治的力量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规划能够使大众超越并粉碎帝国秩序对其解放欲望的限制。
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实施全球民主。
哈特和奈格里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中少有的对革命进行系统论述的思想家。
他们认为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为人类解放潜能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在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
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同过去相比，帝国具有先进性。
马克思的观点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狭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一种健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境况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
与之相同，今天我们也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解放的潜能同样也在增长。”
[26]
他们认为，在帝国主权中，解放潜能的承担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而是广义上一切受帝国权力剥削和压迫的大众。
“如果说现代的资产阶级必须借助新的主权形式来巩固秩序，那么大众的后现代革命则高瞻远瞩，超越帝国主权。”
[27]在《帝国》《大众》等著作中，他们并没有给大众以明确的定义，从其使用的语境中可以看出，大众是帝国时代抵抗全球资本的革命政治主体，是受资本统治并有能力反抗资本统治的全球无产阶级，具体来说，它指涉的意义是社会的下层，被压迫的群体或弱势群体，包括贱民、边缘人口、老百姓、流民，等等。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对大众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实际上大众在帝国之内并能成为反抗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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