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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定义无产阶级——它是在资本主义系统之内，但是它可以反抗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寻找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的时候，他没有在‘资本’外部来寻找，没有在那些没有感觉到资本的人群中寻找，他恰恰把在资本主义内部创造了资本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的革命力量正是由于它能够更进一步地把资本推向极端，以至于资本不能够容忍。
它与资本之间这样相互回应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大众对帝国的回应。”
[28]他们所理解的大众概念，不仅其内部是有差异的而且又是可能在一定的时刻联合起来的群体，这种联合又不否认它们内部的差异性、独特性。
总之，大众就是一个不可排除、不可重复的个体性的联合体，同时又不会使联合体消亡的一种个体。
尽管他们也认为对大众理论的界定和阐述是抽象和模糊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大众所具有的民主潜能。
他们认为大众作为帝国内部产生的并将推翻帝国主权的政治主体，与作为民族国家内的政治主体的人民和工人阶级不同，大众所具有的“经济”
和“政治”
特征更有利于全球民主的实现。
第一，大众具有的“经济”
公共性的特征。
由于大众既不是一种身份（如人民），又不具有一致性（如群众），那么就需要在这种具有内部差异的个体性的联合体中寻找相互交流和一起行动的共同性。
他们认为，这个共同性就是在非物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
“这种劳动直接构成一种共同体生活形式，我们不能将它占为己有……问题是要找到对这个共同性的定义，这种定义不再限定于一个新的政治权利场域。
既不是私人权利，也不是公共权利和国家权利……我们通常以语言为例来定义‘共同性’。
语言是非物质性的、共同性的和关联性的。
由于语言活动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这就成了理解非物质劳动的公共性的恰当途径。”
[29]大众所生产的非物质劳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将直接地成为主体性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这对于那些创造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来说尤其如此，这些非物质产品包括理念、形象、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称这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为‘生命政治生产’，来强调它不仅仅包含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各个领域，也是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生产。
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及其对共同点的扩展是我们今天建立全球民主的可能性的有力支柱”
。
[30]
第二，大众具有“政治”
组织化的特征，这对民主来说更重要。
一方面，现代以来的抵抗、叛乱、革命的谱系显示了其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民主化的趋势，它从中央集权的革命独裁和统治形式发展到网络组织形式，这种网络组织形式用合作关系取代了权威关系。
从这种变化显示“抵抗和革命组织不仅仅是实现民主社会的一种手段，它们同时也在组织结构内部创造出了一种民主关系”
。
[31]另一方面，全球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在反对全球秩序的实践和抵抗中表现出来，如遍布全球各个地方、区域或全球各个层面的反抗全球秩序的解放斗争和解放运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
这些解放运动和解放斗争不仅挑战了本国政府的非民主特征，也挑战了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征，如在印度的纳尔墨达（Narmada）河上反对建造水坝的运动，这明显是涉及国内的土地权、国债、国民收入再分配等问题，但抗议者将矛头也指向了世界银行，因为它支持这类发展项目并贷款给印度政府。
墨西哥、巴西和玻利维亚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都为建立全球民主或者至少为建立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而努力。
总之，在他们看来，大众作为帝国内部产生的反抗帝国的力量必将创造出新的民主形式，完成全球民主的建构，或者至少促进基于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进程。
也就是说，大众的每一次斗争，不仅对其所在国家的非民主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性提出了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大众的概念反映了社会边缘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成为了全民福利的国家，其实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大众仍是与资本对立、受雇佣的劳动者。
但是，大众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工人阶级的力量。
在当今世界，传统工人的数量依然巨大。
以美国而言，美国产业工人人数从1900年的1100万增至1950年的近2100万、1971年的2600万和1998年的3100万。
即1998年美国产业工人为1900年的近3倍。
对此，阿瑞吉认为，就世界范围和长期发展来看，无产阶级不是趋于削弱了，而是趋于壮大了；不是趋于涣散，而是趋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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