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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政治表达是不受程序调节或限制的，各种议题通过漫长的论证、讨论过程最终赢得政治议题的地位，从而受到政治机构的重视。
这样在弱公共领域中经过充分协商的各种政治议题最终被推向强公共领域。
强公共领域是公共意志形成的场所，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以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为特征的领域。
在弱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信息和沟通的自由流动。
其作用表现在意见或舆论的形成；而在强公共领域中，他强调的是公平、制度化的游戏规则。
其作用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它密切关注发生在弱公共领域的公共协商，适时地将其中零散的议题纳入立法规划中，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的复杂过程，制定出合法的政治决策，从而形成一种民主的意志。
弱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向强公共领域的转换过程是话语民主的关键所在。
协商政治存在的根据就是制度化的民主意志形成和非正式的舆论形成之间的相互转换。
这一转换是由外在于正式政治制度的公共舆论所推动的，并按照公平的游戏规则来运作。
也就是，从合法律性产生出合法性，从公平的游戏规则中产生出经过公共协商的人民主权和人权。
但问题是，哪些议题或政策建议应该从弱公共领域进入强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将这个问题交给了精英和专家，共和主义则求助于整体的人民。
而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去中心化、无等级排列的多元社会，处于社会不同位置的成员或团体不仅自身的利益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也不同，寻求占权威地位的专家或统一的人民意志是不现实的。
鉴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哈贝马斯用他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确立的主体间**往范式来超越意识哲学的主体性范式，主张一种去中心化的“无主体交往”
（subjeuni）概念，它是指公共理性不是根植于“共同意志”
之中，而是根植于碎片化的、各部分之间只存在松散联系的话语结构中，从松散的话语网络中自然浮现出来，并囊括了所有公民。
这些无主体的交往，无论是在作出决策的政治实体之外或之内，都构成了一个舞台，控制着整个社会重大议题和需要管理的内容的意见和意志的话语形成过程，并且或多或少具有合理性。
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行政决策当中，通过它们，交往权力转换成了行政权力。
哈贝马斯的学生本哈比曾对哈贝马斯的这种话语民主模式作了很好的归纳：“通过多元化的组织、网络和联合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种匿名的‘公共对话’浮现出来。
这种相互交织、互相重叠的协商、论辩和论证的网络和联合才是协商民主模式的核心。
普通的公民大会集体协商的想象——人民团结一致表达他们意见——属于早期的民主理论，今天，我们的民主模式需以松散的联合、多元视点的意见形成和传播为媒介，在这种自发的自由沟通中多元的意见相互激**。”
[9]
（四）简评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吸收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优点，构建出了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式。
这种民主理论以主体间性为基础，它既避免了共和主义所主张的把社会当做一个能够行施公民自决的“宏观主体”
这一过于理想的观点，又避免了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将民主理解为把法治运用于诸多孤立的、私人的、过于现实主义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它重新确立了人民主权的规范性基础，适应了多元主义社会的现实，消解了人民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冲突，试图化解晚期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尽管诸多学者指责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只是乌托邦，难以实施。
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
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涵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
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供选择的方案。”
[10]从这方面来说，话语民主理论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存在诸多局限性。
其一，交往行动理论作为话语民主的基础，是否有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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