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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自制被构想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结构性断裂的结果：当时该阶级客观利益的代理人。
这就增加了代替这几乎无限期作用的可能性，这将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成为基础性的障碍。
在“阶级联盟”
概念中，列宁主义以此构想霸权的形式。
但“阶级联盟”
这个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民主矛盾的领域，它不再按阶级关系来决定，而列宁在20世纪头10年的讲话中又不断地强调它。
在拉、墨看来，这就是矛盾的态势。
[13]这种态势造成国际共运中的“永久的二元论”
：人们将政治路线囿于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考茨基主义的经济主义逻辑之间。
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欧洲政治空间变得复杂起来，而共产国际摇摆不定的政策表明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处置这一形势。
拉、墨认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确定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并宣称共产党的作用乃在于成为广泛的民主斗争的霸权接合性要素，而这在政治上尚未被理论论证过。
这就解释了随后出现的“马列主义”
正统性理论框架与新战略设定的民主任务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拉克劳和墨菲得出发动“哥白尼式革命”
的第一项：“把政治主体构想为不同于阶级并比阶级更加宽泛，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必得考虑、也能够接合的多种多样民主矛盾，这些政治主体得以不断地被建构起来。”
[14]这就是变更革命的主体，即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
当做革命主体。
拉墨认为，在使用“主体”
这个范畴的时候，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
的意义上的，所以主体不可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本源。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决定和政治主体一直采用不同形式，其起点和不变的主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主体是工人阶级，它的统一是围绕着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利益来构造的。
但马克思主义又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引导着两种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这显然是“含糊的”
“不合理的”
。
因此，拉墨倾向于抛弃“作为统一体的、透明的和被缝合实体的主体范畴”
——工人阶级。
过去，工人斗争被作为整体与“新的政治主体”
斗争相对照时，其特性遭到了歪曲。
一旦拒绝作为“普遍阶级”
的工人阶级概念时，才有可能认识发生在被归于“工人斗争”
标签下的那些领域中的对抗多元性，并认识它们大多数对于深化民主进程具有的重要性。
[15]由此，拉、墨提出放弃进行统一和被统一的“主体”
范畴，完全接受“主体多元性”
的出现。
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完成自己历史的解放使命，生态主义运动、学生运动、女权主义和边缘群体成了完成这一新任务的最流行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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