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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
“养兵”
上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
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
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
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人员，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
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
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
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
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
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
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啊。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
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
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有点像，喜欢充满**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
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
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
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
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
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眼，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
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
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
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
他在心里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
志同才能道合。
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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