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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彪”
在内的魏忠贤集团骨干分子受到惩处。
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打击行动由崇祯亲任总指挥，并最后裁定。
处罚结果毫无疑问是严厉的或者说毁灭性的：魏忠贤反革命团伙中魏忠贤、客氏二人磔死（凌迟处死）。
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
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
罪问斩，判秋后处决；魏广微等十一人与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全都充军，罪名是“谄附拥戴”
，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
罪，判充军；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以“交结近侍减等”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立极等四十四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
这样在《魏忠贤钦定逆案》中，共有二百六十余人受到处置，与主审官、阁臣韩爌最初试图以四五十人结案的判决设计不可同日而语。
崇祯大开大合的处事作风在“诏定逆案”
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他又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将天启年间被魏忠贤压制的官员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比如重新起用袁崇焕等；为遭受魏忠贤陷害、含冤去世的老臣恢复名誉，比如赠予已故官员杨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顺昌太常卿等官衔。
虽说这些恤赠都是些死后清誉，却也表达了皇帝与旧时代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
这个时候的崇祯，事实上是与时间赛跑——帝国沉疴遍身，他愿意做减负者和治疗师。
崇祯或许相信，帝国应该还有救，因为他在发力，全身心地投入，以牺牲者的虔诚或者说奉献，来换取帝国触底反弹的机会和可能。
接下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努力想成为一个有为之君的。
在一份崇祯二年（1629年）的京官考察记录上，我们分明可以窥测皇帝对政事孜孜以求、力求完美的心态：“（该年）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
崇祯帝对百官分别对待、一丝不苟的心态与万历以来那些对官员采取无为而治政策的君主们形成鲜明差别。
崇祯十二年（1639年），因清军入塞导致帝国失陷城镇达六十余处。
崇祯震怒异常，一口气处死了包括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在内的三十六名责任官员。
皇帝孜孜以求治，为帝国安危辛勤操劳的心态在这一事件中展露无遗。
但很可惜，明帝国的崩溃之旅并不以皇帝的努力而改变路径。
早在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就率领农民军攻陷明中都凤阳，烧了龙兴寺，捣了皇帝的祖坟。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作为帝国的异数，它鲜明而强悍地存在，时刻威胁明帝国的国家安全。
同年，清兵入喜峰口，入昌平，攻顺义，京师再次宣布戒严。
崇祯十年（1637年），明帝国的属国朝鲜降清，标志着天下权力秩序发生严重变动，帝国权威受到强力挑战，这是明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发生火药爆炸。
方圆十数里内房屋尽皆震塌，居民死伤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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