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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真正的分界线是完全不同的。
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现在已经开始，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一切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上的真正分界线是存在于下列双方之闻，即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
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它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一般状况说明了，为什么我的批评家中的绝大多数毫不关心由“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这个主题所规定的较为有限的那些问题，反而去关心书中没有充分论述，而只是接触到了的另外两个问题。
一个是在我的书全部论述中分量很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概念问题。
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或有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的更一般的问题。
这样一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特定问题最终反倒丢掉了。
关于后面这一点，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并写进大约与我的书同时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当中。
在我那本书的《附记》中，我说明我基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并且不讨论我们之间依然存在的有关方法和内容的特殊的分歧。
这在当时错误地被——特别是被那些共产主义的批评家们——当作我们之间完全一致的一种招供。
事实上，我自己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卢卡奇和我分歧的程度，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我们的分歧不只是少数“琐碎的”
论点。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不答应我的共产主义的攻击者们坚持要求澄清我的观点同卢卡奇观点的区别的一个理由——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此处不做讨论。
我宁愿让这些批评家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同等对待卢卡奇和我本人，说我们“背离了”
作为唯一救世良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说。
今天，在这个未经改动的第二版中，我不能再像我曾做过的那样，说我从根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
早先使我不把我们的分歧加以充分说明的另外一些理由也早已不适用了。
不过，我今天还是相信，在对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共产主义正统派的批判的态度上，卢卡奇和我客观上是站在一起的。
这毕竟是核心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这一观点包括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
而旧的和新的两个派别的正统批评家们反对这样做。
但他们的第一次教条主义的反击却伪装成是极端“历史的”
和表面上相当“非教条主义的”
谴责。
他们指责我的著作表示了对“原初的”
形式的毫无道理的偏爱，在那种形式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发现了他们新的唯物辩证法：一种与革命实践直接联系的革命理论。
他们说我忽略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建设性发展，也完全无视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改了他们最初的理论，以致于只是在较晚的形式中它才得以完全历史的详尽阐述。
显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真正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
它涉及几个相继的发展阶段，通过这些阶段马克思主义从它的最初的观点转变成了被区分为不同历史版本的现今状态。
它还包括这些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理论的一般历史发展的意义。
十分明显的是，每个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派别都以大不相同的方式评价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相互竞赛，甚至在理论水平上，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最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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