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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绝对不可避免的斗争”
来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
。
同样，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反对和驳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论点；这些派别中的康德主义已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别，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
影响了中派。
列宁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在实践中反对和粉碎这些当代哲学倾向时所具有的那种极端严厉性。
他把这些哲学倾向看作从党的工作的角度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这位据说是恢复了马克思的真正唯物主义哲学的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
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哲学之后所进行的那种理论工作十分清楚[5]：“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并没有去关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莱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琢出这颗珍珠。”
简言之：现存历史条件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研究方式的一个结果便是，“他们反对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庸俗化，甚于拥护这些真理”
。
同样，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反对使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拥护这些要求”
。
然而列宁论证说，在这方面，目前的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他和所有其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现在都必须把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而不是拥护基本的民主政治要求，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的现代对手及其在无产阶级阵营自身内部的代理人当作第一位的优先任务。
必须审慎地把这些真理同17世纪和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广泛地传播到俄国、亚洲和全世界的千百万农民和其他落后群众当中去”
[6]。
显然，列宁起初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理论问题。
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
因而，列宁的“哲学”
立场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立场，虽然这立场是经过伪装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一版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个立场进行了讨论。
当马克思年轻时写下“德国的实践派要（在实践上）否定哲学而没有（在理论上）实现它”
的时候，他曾强烈地批判过这一立场。
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
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犯了马克思所说“德国的实践派”
所犯的那样的错误。
后者相信，它正在实现“否定全部哲学”
的正义目标（在列宁那里则是否定全部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它只要“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
[7]。
讨论列宁关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张，必定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问题，必须根据这个问题来判断列宁特定的“唯物主义哲学”
。
根据列宁本人制定的原则，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列宁论证说，整个思想气候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时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行倾向，而不是强调辩证法以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庸俗的、前辩证法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非辩证的和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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