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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是有限的知识贵族的文化，只有在变成一种直接的（和偶然的）[24]政策的时候，它才对青年产生影响。
这样一种文化力量的构成形式是否有其历史必然性，考虑到时空环境的特殊性，人们能否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构成形式，还有待判断。
在现代时期之前的经典实例，无疑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新教国家中的宗教改革。
克罗齐在其《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一书中写道：“文艺复兴运动还是一个贵族的运动、一个精英集团的运动，而且即使在作为这个运动的母亲和护士的意大利，它也没有逃离宫廷小圈子的范围，没有深入民间而成为习俗和‘偏见’，换句话说，没有成为集团的信念和信仰。
而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确实具有这种深入民间的功效，但它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它自己内部发展的落后，以及它的生命胚胎成熟缓慢并且经常被打断。”
而该书中写道：“和那些人道主义者一样，路德也痛惜悲伤而欢呼快乐，谴责懒惰而倡导劳动；但另一方面，这使得他对于文学和研究采取怀疑和敌对的态度，这也就使得爱拉斯默斯能够说，‘在路德主义统治的任何地方，文学都死亡了’。
德国新教创始人所采取的这种排斥态度，确实是两个世纪以来在研究、批评和哲学方面缺乏成就的唯一原因。
然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也就是胡安·第·瓦尔德斯的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却开始把人道主义和神秘主义、把对研究的崇拜和道德的严肃轻而易举地结合起来。
卡尔文主义及其严厉的天恩观和严格的纪律，并不有利于对认识的自由研究和对美的崇拜，但是，它却通过解释、发展和使天恩观适应于职业与有力地促进经济生活、生产和财富的增长观而发挥了效果。”
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卡尔文主义引发了广泛的民族—大众运动，它们的影响通过这种运动而得以扩散；只是在后期它们才确实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
意大利的改革家并没有获得任何巨大的历史成就。
的确不错，宗教改革即使是在其更高的阶段上也必然采取文艺复兴的式样，而且即使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没有在民众中孵化的非新教国家中也传播了开来。
但是，普遍的发展阶段却使新教国家能够顽强而胜利地抵抗天主教军队的十字军讨伐。
就这样产生出了作为现代欧洲最有活力的民族之一的日耳曼民族。
法兰西被几次宗教战争**得苦不堪言，结果是天主教在表面上胜利了，但是，在18世纪，它却经历了一场伴随着启蒙运动、伏尔泰主义和百科全书派而来的最普遍的改革。
这次改革先行于并相伴于1789年的革命。
这确实是法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它比德国的路德改革更加全面，因为它包括了乡村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具有一个明显的世俗基础，并且企图用由民族的和爱国的相互结合所代表的完全世俗的意识形态去取代宗教。
然而，即使是这种改革也没有使高级文化直接繁荣起来，只有处在实证法学形式中的政治科学算是个例外。
或许只有乔治·索列尔才暗示了实践哲学是一种现代的人民大众改革的概念（因为诸如米西罗里那样期待着意大利的宗教改革、新的意大利版的卡尔文主义的人，生活在世外桃源），但他的见识只是片断的和唯智主义的，这是因为他对于议会主义和政党的肮脏所采取的詹森主义的愤怒态度。
索列尔从列南那里承袭了必须实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思想；他（在一封致米西罗里的信中）断言，伟大的历史运动往往是由一种现代文化来代表的，等等。
在我看来，虽然当索列尔以一种颇具文学性的方式把原始的基督教当作一种检验标准时就确实暗含有这样一种概念，但多少还是有一点真理的。
虽然他也采用机械的和往往是意图明显的引证，但毕竟还有深刻直觉的偶然闪光。
实践哲学以这所有的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卡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中的这种历史主义。
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
它符合于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的联结：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
它还处在民粹主义阶段：创造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非易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括行动和反行动，结合和分裂以及纷繁复杂的新组织的建立。
这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的概念，这个集团被剥夺了历史的首创精神，处在持续然而却是混乱的扩展之中，它不能超越某种质的水平，而是低于掌握国家和对整个社会行使领导权的水平，然而却只有这种领导权才容许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发展中保持某种有机的均衡。
实践哲学自身变成了“偏见”
和“迷信”
。
它是现代历史主义的大众方面，但它本身又包含着能够据以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
在远比哲学史更广阔得多的文化史中，每当大众文化因为经历了一个革命阶段和因为从人民的矿石中锻造出新的阶级而繁荣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唯物主义”
的繁荣；相反，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就抓住精神哲学不放。
处在法国革命和复辟两个历史阶段的中途上的黑格尔，赋予思想生活的两个要素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以辩证的形式，但是，他的综合是“一个以头立地的人”
[25]。
黑格尔的后继者摧毁了这种统一，有的返回到唯物主义体系，有的则返回到唯灵论体系。
实践哲学通过其创始人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经验，以便重建辩证统一的综合，重建“以脚立地的人”
。
黑格尔主义所遇到的被割裂的苦恼，在实践哲学这里也在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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