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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不仅声称要说明和证明国旗的一切，而且声称要历史地说明和证明它自身。
也就是说，它是“历史主义”
的最伟大形式，是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主义”
中全面解放出来的，是对历史世界的真正征服，是一种新文明的开端。
五、思辨的内在性和历史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
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50年中文化发展的最高领域中诞生的，这种文化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为代表。
这三种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
[30]但是，要在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断言呢？是每一个这样的运动分别地有助于实践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建立吗？还是实践哲学综合了这三种运动，就是说综合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新的综合中，不论人们考查理论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哪个“要素”
，人们都将发现这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都是作为一种预备性环节出现的？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而且，在我看来，要把综合的整体环节和内在性的新概念、思辨形式的内在性概念等同起来。
而内在性概念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提出来的，借助于法国政治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它被翻译成历史主义的形式。
关于德国哲学语言和法国政治语言之间具有相同实质的问题，参见前面的脚注。
但是，在我看来，最有意思、最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之一，还是就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
这样，从一开始问题就应该这样表述：对于李嘉图引进经济科学中的新的方法论的规则，应当被认为具有单纯的工具性价值（换句话说，被认为是形式逻辑的新篇章）呢，还是应当被认为具有一种哲学革新的意义呢？对于形式逻辑原则“倾向律”
[31]的发现，引出了经济人的基本经济概念和“被决定的市场”
的科学定义，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发现吗？难道它不正是暗含有一种新的“内在性”
，暗含有一种关于“必然”
和自由等的新概念吗？在我看来，把它们译成这些名词，正是实践哲学的成就，因为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了，就是说，它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这些发现推广到整个历史之中去了，并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从中引出新的世界观。
有一系列问题必须加以研究：
（1）概述李嘉图的尚处于经验规则形式中的形式科学原则。
（2）寻找李嘉图这些原则的历史渊源。
这些原则是同经济科学自身的产生相联系的。
就是说，是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具体的世界阶级”
的发展，以及同一个随后形成的世界市场相联系的。
这种市场在复杂的运动中已经充分“密集”
到有可能从中提炼和研究规则性的必然法则（应该说，这些规则性的必然法则，是一些倾向律。
它们并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或者思辨决定论意义上的法则，但它们在“历史主义的”
意义上是有效的。
就是说，是在存在着“被决定的市场”
，或者换句话说，是在存在着一个有机生命力的和在其发展运动中相互联结着的环境的意义上有效的。
经济学在这些倾向律是现象的量的表现的意义上来研究它们；在从经济学到一般历史的过渡中，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以及量变成质的辩证法的概念结合起来[32]）。
（3）建立李嘉图同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的联系。
（4）考察一下实践哲学是怎样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中，清除了先验性和神学的一切痕迹，而取得新的内在性概念的。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必须提出实践哲学对以克罗齐和金蒂雷的现代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承续的态度。
我们要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命题？是把它理解成一个业已完成的历史周期，在其中黑格尔主义中最富活力的部分已经被一劳永逸地彻底吸收；还是应当把它理解成一个仍然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正重现着哲学文化的综合的必然性呢？在我看来，这第二个答案显然是正确的。
就实际情况而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依然如故地在重复着。
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合也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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