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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子的期望无疑会使父亲变成一个暴君，这种期望是父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而有效活动的基础和结果。
现在，教育正在替代通过儿子来延续父亲的生命这个狭隘的目的，其更大的目的是要造就能在当代生活斗争中维护自己的成功的个体。
在可见的未来，父亲将不再从儿子那里寻求支持；当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残余的消失和个人企业的意义的减小时，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明显。
今天的社会典型是雇员。
雇员与他的孩子的关系无异于年长而更有经验的同事与年轻人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上流社会阶层，与新的教育观念相联系的宽容和乐于助人正在替代严厉和苛求。
社会的变化意味着，即便是母亲也将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当然，这对于她的心理能力和个人爱好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19世纪的上流社会的家庭里，童年时代漫长而且受到保护，作为封建传统的最后反映，在有利的环境中，它引发出安全感、信任和方向，而在不利的环境中，它则导致父母的专制和子女的怨恨。
然而，今天的家庭却把资产阶级家庭所留下来的功能全部推给其他机构或整个社会。
今天，年轻人离家时仍是一个较少烦忧的人，但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丧失了他在整个漫长的童年时代进行的相互作用中已然形成的内在性。
在早先的那个时代里，父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人。
当然，他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并不只取决于他自己。
但是至少其他人的意志——无论是领导者的意志还是团体的意志——没有代他决策。
只要他守法，他就不屈从于任何人，他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他是自己的主宰，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统治才无须采取专制的形式。
在有利的条件下，他还给孩子树立了一个自律、果敢、克己、胸怀开阔的人的形象。
为了自己的利益，父亲也需要孩子诚实勤奋、机智可靠、热爱自由、谨小慎微，直至孩子内化了这些态度并且使之成为良知的准则，但实际上，由于青春期的各种冲突，这些态度却往往使孩子与父亲对立起来。
今天，孩子被更为直接地推向社会，童年时代相对地缩短，其结果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的出现。
由于内在性的消失，个人决策、文化发展、自由想象等所具有的快乐也随之消失殆尽。
今天，是其他倾向和目标表征着人的特征：技术专家、精神气质、控制机器的快感、合群的需要，等等。
团体被定为模式，团体的规章代替了个体的判断。
建议、规定和咨询代替了道德内容。
个人变化只是社会变化的另一面。
不仅是曾使资产阶级家庭团结起来的基础，就连这种家庭创造的品德所具有的意义都已过时。
在威廉·迈斯特（WilhelmMeister）[9]的时代，大商人与其国内或国外的“生意朋友”
之间的特殊关系往往具有君子之交的意义。
但在今天，这种关系无异于过去那种当事人与律师或医生之间的旧式关系。
同样地，在过去，平民百姓总是期望学者不只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个受过多种教育的顾问，一个在人文主义知识方面高于自己的人。
劳动分工早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也已变得越来越严格具有组织化。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已被抹平，因为为了跨越这些文化差异，就需要大范围的教育形式。
如同个人关系一样，公共关系已成为专家的领域；在18世纪，人们极少撰写有关如何与人交往的文章，而在20世纪，所有的专家都潜心于此。
个人的观点和信念、普遍而有区别的教育正在失去效用。
实际利益在保持文化因素时产生了不息的冲动，一旦这种冲动消失，人的性格的相应方面也将消失。
正因为如此，反对把大学转变成为职业院校的斗争必遭失败。
过去，教育是由人们可以意识到的社会需要来支持的，如今，教育正在退化为一种高级的心理准备、一种受到录音手段和供大众消费的平装书影响的智力预防。
无论是以缩减还是未缩减的形式出现，编辑化的、图像化的和声像同步的教育正在普及到越来越多的大众，但在此过程中，教育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有点像城市妇女的长裙，一旦经由太太的侍女或仆人传入乡村，它立刻就变为农妇的服装那样。
适合于技术化社会的感受形式和行为模式正在代替个体内化了的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化，即人文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所特指的个人修养。
人们认识到，今天的青年男女根本有别于本世纪初的青年男女，这种认识似乎与人的决定因素永恒不变的观念相抵牾；换句话说，即与万变不离其宗的观念相抵牾。
旧的学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是“灵魂和肉体的复合体”
[10]，实际上，这种学说及整个的传统人类学并未失去其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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