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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契约论》只是回到了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的确，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头就对这种回归进行了批判。
（3）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大手工工场”
（联合手工工场）对“许多小生产者”
的剥夺时，公开运用了一种我们在卢梭《论政治经济学》中可以看到的对富人的（道德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所引证的那段话是：“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
’”
[18]但是，同样真确的是，马克思的这个引证（可以说是赞辞）实际上远不是欣赏这里体现的深刻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的灵感。
我们知道，马克思正是从卢梭那里得到这种灵感的。
因为，由于马克思作了修正，用“资本家”
这个具有特定的唯物主义含义的概念取代了卢梭所使用的“富人”
这个一般的社会学道德主义的术语，这里的引证显然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形式。
此外，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作的一个决定性的替代，即用“必然的联合”
——“以（物质）条件为基础”
的联合，取代了“像《社会契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
[19]。
但是，关于《社会契约论》人们至少应当注意到，甚至当它的契约论的自然法理论被摧毁时，仍然有必要解释它对马克思本人的巨大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影响是通过它关于“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
、“主权者只能由其自身代表”
等这样一些原则传导的。
此后，这种理论一直影响着自1871年[20]巴黎公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集中制”
）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
（4）在我们曾引证过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现，卢梭是作为一个半乌托邦式、半夸张的社会学家的典型而被提起的。
所以，为了责斥“哥达纲领”
拉萨尔派的炮制者们的前后矛盾和肤浅，马克思这样写道：
按照［纲领的］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
相反地，我们现在［在第二句话里］却看到，任何“有益的”
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21]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曾写过《论科学与艺术》及其他类似著作的卢梭，这位擅长华丽辞藻的二三流的社会批评家，以其政治论辩的文字**，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整个卢梭的完全形象。
（参照卢梭所说：“这便是何以骄奢、**逸和奴役在一切时代，当我们要脱离永恒的智慧为我们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时，都会成为对我们的骄傲的努力的一种惩罚了。”
[22]）很自然，马克思的疏忽是比较异常和出人意料的，因为它出现在马克思的那部最有影响的著作里，而且如我们上面已经看见的，这部著作渗透着卢梭这位对社会及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行抨击的第一流批评家的哲学精神。
这是一个既深刻但又是不自觉的矛盾。
恩格斯对待卢梭的态度同马克思的看法一样是自相矛盾和使人感到困窘的，尽管恩格斯由于其所揭示的复杂的平等主义问题的历史感使他们的态度比较有趣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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