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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有关论题可以归结为：
第一，对《社会契约论》的评价。
这些评价有时对现代民主制的这部理论杰作持严格而公正的态度，譬如，恩格斯说：“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2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77年，第一部分；《反杜林论》，1878年，“引论”
。
）他还说，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
[24]。
（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评价有时不加区别地把《社会契约论》包括进对抽象的“理性的国家”
[25]谴责中，并且以黑格尔的方式断言：“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
[26]（《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部分。
）
第二，对于平等主义观念的一般评价。
这个评价就下述程度而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
。
他最后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
，而且，“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
（《反杜林论》，第1编第10章）。
（参看《〈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
[27]。
）然而，假若这一评价与恩格斯本人赋予卢梭思想在平等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评价是缺少完全的历史的反思的，因为恩格斯就平等主义者卢梭所告诉我们的仅仅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平等主义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
[28]（《反杜林论》）。
尽管这里表现出直言不讳的卢梭主义的腔调，即那伟大的反对一拉平的平等主义者卢梭的腔调，但是，这却是我们在恩格斯对杜林的抽象平等主义的批判中看到的。
例如，恩格斯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杜林］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
[29]
在这里引证的《〈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而且只是在这些材料中），恩格斯试图弄清楚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
是由卢梭以一种“代表全人类”
的方式系统阐述的。
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确切的是，恩格斯立刻补充说：“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
[30]这也就是说，革命的资产阶级从卢梭的平等主义中得出的唯一或主要的结论一定是一个像巴贝夫那样的人的平等主义的、一拉平的和乌托邦的推论——描写一位受雇佣的穷文人的蹩脚的漫画。
所有这一切都能够解释，但不能充分地证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作出的最后评断：平等的命题（这一命题在这里被指定为“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
）“在本质上是消极的”
；此外，“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1789—1796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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