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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不想作为概念出现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雅斯贝尔斯不愿作为个人同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历史进行合作。
克尔凯郭尔比黑格尔前进了一步，因为他肯定了实际经验的实在性，但雅斯贝尔斯在历史运动方面倒退了，因为他在抽象的主观性中避开实践的真正运动，这种主观性的唯一目的是达到某种内心的品质。
[7]这种倒退的意识形态在昨天还相当确切地表达了遭受过两次失败的德国的某种态度，以及欧洲资产阶级的某种态度，资产阶级想要用灵魂的高贵来为特权辩解，在美妙的主观性中避开自己的客观性，并迷恋于不可言喻的现在，结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从哲学上来看，这只是一种残存的软弱而又阴险的思想，不会使人产生很大的兴趣。
但是有另一种存在主义，这种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
我们主张的是这种存在主义，我将要谈的也是这种存在主义。
一种哲学通过它真正的存在来改变认知结构，产生一些观念，即使它在确定一个被剥削阶级的实际前景时，它也使统治阶级的文化极端化并改变这种文化。
马克思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他显然是对的：1925年，当我20岁的时候，大学的讲台上不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否则就不能通过所有的考试。
当时学校里对辩证法十分恐惧，所以我们连黑格尔也不知道。
当然，学校允许我们读马克思的书，甚至建议我们去读：“要驳倒他”
就得了解他。
但是，由于在传统上不教黑格尔，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由于没有教学计划、缺乏思想工具，我们这一代人同前几代人以及下一代人一样，都对历史唯物主义一无所知。
[8]相反，学校里向我们详细地传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数理逻辑。
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但又一点也不理解。
理解就是改变自己，就是走到自我之处，但是这种阅读并没有改变我。
与此相反，开始改变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是在我眼前工人群众的沉重存在，这个巨大而又阴沉的队伍在体验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并在远处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我们在书中阅读这种哲学时，它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不久之前，一位神甫[9]写了一本关于马克思的内容丰富而又十分有趣的著作，他在该书的前几页中平静地宣称：“研究（他的）思想可能同研究出另一位哲学家或另一位社会学家的思想一样安全。”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只要这种思想通过书写的词句出现在我们面前，形象就仍然是“客观的”
；我们心里想：“这就是上世纪中叶居住在伦敦的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在表现为无产阶级真正的决心，成为这个阶级的行为——对它来说和在自身之中——的深刻含义时，就在不知不觉中不可抗拒地把我们吸引过去，使我们获得的整个文化都变了样。
我现在要重复这一点；当时使我们感到震惊的不是这种思想，也不是工人的状况，对工人的状况我们有抽象的认识，但没有亲身的体验。
使我们震惊的是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如果用我们这些同唯心主义决裂的唯心主义者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作为一种理念的体现和载体的无产阶级。
我认为，在此必须对马克思的话作一些补充：当新生的阶级意识到自己时，这种意识就对远处的知识分子产生作用，并使他们头脑里的想法分化瓦解。
我们曾以“人生的悲剧性”
[10]的名义来否定官方的唯心主义。
这个遥远的、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有意识并在行动的无产阶级向我们提供了证据——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以难以觉察的方式——证明所有的冲突都没有解决。
我们是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但这种乐观的人文主义正在分崩离析，因为我们已猜到，在我们城市周围存在着“意识到自己是次等人类的次等人”
的巨大人群，但我们感觉到，这种分崩离析的方式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
在那个时代，我们喜爱的那些作家对我们解释说，存在是一种丑事。
然而，使我们感兴趣的却是从事自己的劳动、有着自己的艰辛的真正的人们；我们寻求一种能解释一切的哲学，却没有发现这种哲学已经存在，正是这种哲学使我们产生了这种要求。
在当时，有一本书在我们中间很受欢迎：让·瓦尔的《走向具体》。
不过，我们对这个“走向”
感到失望：我们想要从完全的具体出发，我们想要到达绝对的具体。
但是，我们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揭示了宇宙中的反常现象、模棱两可的事物和未解决的冲突，将了唯心主义一军。
我们学会了用多元论（这个右翼的概念）来驳斥我们的教授乐观的和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所用的名义是一种尚未被了解的左翼思想。
我们热情地采用了一切把人分为封闭式的群体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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