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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
民主人士拒绝接受种族主义，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始的精神状态”
、儿童和疯子的世界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在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我们用暴力——当然只是在理论上——来反对那些教授的美梦。
这是一种不良的暴力（侮辱、打骂、自杀、凶杀、无法挽回的事故），它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法西斯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突出了现实的矛盾。
这样，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的哲学”
，把我们从依靠自己的过去而勉强生存的资产阶级的死亡的文化中拉了过来；我们摸索着走上了多元实在论的危险道路，这种实在论的目的是人和事物的“具体”
存在。
然而，我们仍处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的范围之内。
对于我们想要了解其真实生活的人，我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把他首先看作产生他生活的条件的劳动者。
长期以来，我们把整体和个体混为一谈；多元性——它曾在我们反对布兰斯维克（L.Brunschvicg）[11]先生的唯心主义时帮了很大的忙——使我们不能理解辩证的整体化；我们喜欢描写一些实质和人为地孤立起来的类型，而不是重新构成一种“已经生成的”
真理的综合运动。
那些政治事件使我们把“阶级斗争”
的模式作为一种方便的而不是可信的解码工具来使用。
但是，看到这半个世纪的全部血腥历史以后，我们才使自己理解了它的现实性，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之中。
是战争打破了我们思想的旧框框，是战争、德国占领的时期、抵抗运动以及其后的几年。
我们希望和工人阶级一起斗争，我们终于懂得，具体是历史的和辩证的运动。
我们否定了多元实在论，却在法西斯分子那里重新看到了它，我们发现了世界。
那么，为什么“存在主义”
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什么它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中解体？
对于这个问题，卢卡奇已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本小书中作了直接回答。
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得不“抛弃唯心主义的方法，同时又维护它的成果和它的基础：这就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在存在中和在资产阶级意识中（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
我将在后面指出这种概念化的先验愿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造成的破坏。
我们在此只是指出，卢卡奇根本没有说出主要的事实：我们在当时同时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作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存在主义仍然是研究现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
我现在不想否定这种态度的矛盾：我只是看到，卢卡奇甚至没有怀疑这种态度。
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过去曾生活在这种双重要求的压力之中，现在仍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中。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卢卡奇十分清楚，但在当时无法解释的一种情况：它像月球引潮那样把我们吸引之后，我们在改变了我们的所有想法之后，我们在自身之中清除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各个范畴之后，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扔在一边；它不能满足我们理解的需要；在我们所处的特殊领域中，它再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传授给我们，因为它已经停止不前。
马克思主义已停止不前。
正是因为这种哲学希望改变世界，因为它的目标是“哲学的变异—世界”
，因为它的希望是实践的，所以在它之中发生了一种真正的分裂，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另一边。
从被包围的、孤立的苏联进行工业化的巨大努力之时起，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受到这些新的斗争、实际的必然性以及几乎与此不可分离的错误的反作用。
在这个收缩（对苏联来说）和低落（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的阶段，意识形态本身从属于一种双重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安全——也就是统一——和建设。
具体的思想应该从实践中产生，并且回到实践中来阐明实践。
它并不是盲目的和没有规则的，而是——像在所有科学技术中那样——以某种原则为基础。
然而，党的那些领导人拼命使群体的整合达到极限的程度，他们害怕真理的自由变异及其包含的所有争论和冲突会打破战斗的统一；他们替自己保留了确定路线和解释事件的权利；此外，由于害怕研究会带来启示、会否定他们的某些指导思想并“削弱意识形态的斗争”
，他们就把学说置于研究所及的范围之外。
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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