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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不想承认自己错误的官僚机构强行推行的计划化因此而变成一种对现实施行的暴力，由于一个国家未来的生产是在办公室里决定的，而且往往是在它的界域之外，所以这种暴力的补偿物是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
人们先验地使人和物从属于思想；经验在不能证实预测时就只能是错误的。
布达佩斯的地铁在拉科西（M.Rakosi）的头脑中是实在的；如果布达佩斯的土地不能建造地铁，那么这土地就是反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必然反映计划化的偏见。
这种关于唯心主义和暴力的固定印象对事实施行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暴力。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违背经验，忽视令人为难的细节，对资料作大量简化，尤其是在研究事件之前就把事件概念化，就是在为他的党服务。
我不想只谈那些共产党员，还要谈其他所有人——党的同情者、托洛茨基分子或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因为他们是由他们对共产党的同情或反对而造就的。
11月4日，当苏联第二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时，虽然每个群体都还没有掌握关于形势的任何情况，但每个群体的决定已经作出：这是俄国的官僚机构对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侵略，是群众对官僚体制的反抗或被苏联有节制地镇压下去的反革命图谋。
后来传来了消息，许多消息，但我没有听说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看法。
在我刚才引述的那些解释中，有一种解释揭示了这个方法，即把匈牙利的事情说成是“苏联对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侵略”
[12]的方法。
不言而喻，工人委员会是一种民主的机构，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们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
但是，尽管如此，在苏联第一次干预时，它们在匈牙利并不存在；而它们出现在起义时又过于短暂、过于含糊，不能被人们说成是有组织的民主。
这没有关系。
工人委员会出现过，苏联的干预发生过。
从这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同时采取两个行动：概念化和走极端。
人们把经验论的概念提高到完美的程度，使萌芽状态达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人们拒不接受经验的模糊资料；这些资料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因此，人们将遇到柏拉图两个理念的典型矛盾：一方面，苏联犹豫不决的政策让位于“苏联官僚主义”
这个实体的严密的和不可预料的行动；另一方面，工人委员会在另一个实体“直接民主”
面前消失。
我将把这两个客体称为“一般的特殊性”
：它们让人认为是特殊的和历史的实在，而人们只须把它们看作抽象关系和普遍关系的纯粹形式统一。
人们在将真正的权力赋予它们时就完成了偶像化：工人委员会的民主包含着对用粉碎自己的敌人来作出反应的官僚机构的绝对否定。
然而，人们不能怀疑，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产来自它对待经验的方式。
马克思相信，事实从来不是孤立地出现的，如果它们是一起产生的，那么它们总是在一个整体的高级统一之中，通过一些内部关系联系在一起，一个事实的存在会改变另一个事实的深刻本质，所以他用综合的方法来研究1848年的二月革命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些同时由它们的内部矛盾撕裂和产生的整体。
物理学家的假设在被实验证明之前，可能也是对经验的一种解码：它否定经验论，只是因为经验论是哑巴。
但是，这个假设的构成模式有着普遍化的作用；它没有整体化的作用：它确定一种关系、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者用有普遍化作用和进行整体化的模式来研究历史过程。
当然，整体化不是盲目地完成的；理论确定了展望和制约的次序，并在一个演变中的总体系的范围内研究某个特殊过程。
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展望都不想阻止对作为特殊整体的过程进行评价，或把这种评价变成无用的东西。
例如，他在研究1848年的共和国短暂而悲惨的历史时，并不只是——就像有人在今天会做的那样——宣布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背叛了它的同盟者无产阶级。
相反，他试图在细节中和整体中来描绘这个悲剧。
他使轶事性的事实从属于（一个运动、一种态度的）整体，因为他想通过这些事实发现这个整体。
换句话说，他对每个事件所赋予的，除了它的特殊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启示作用：既然指导调查的原则是寻找综合的整体，那么，每个事实一旦被确定，就要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被观察和解码；人们在它的基础上，通过对它的缺陷和它的“超意义”
的研究来确定作为假设的整体，而它又在整体中重新看到自己的实在。
因此，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
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那些整体（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小资产阶级”
）是活的；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内通过它们自己来自我确定。
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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