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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统一一下看法：这种僵化并不是正常的老化。
它是由一种特殊的世界形势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
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
存在主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研究经验，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具体的综合；它只有在一种运动的和辩证的整体化内部才能想象出这些综合，而这种整体化正是历史，或者——从纯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哲学—的—变异—世界”
。
在我们看来，真理在变化，它已经和将要变化。
这是一种不断进行整体化的整体化；特殊的事实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要还未通过各个部分整体的中介就被带回到正在进行的整体化之中，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
让我们再深入一步。
加罗迪（R.Garaudy）写道（1955年5月17日《人道报》）：“今天，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坐标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对从政治经济学到伦理学、从历史学到地理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任一种思想进行定位和定性。”
当他在写这段话时，我们同他的意见一致。
但如果他把自己的论述扩展到——不过这不是他论述的题目——个人和群众的行动、著作、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感情、一个机构或一种性格的特殊演变上来，我们仍然同意他的意见。
再进一步说，我们也同恩格斯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在那封为普列汉诺夫提供向伯恩斯坦进行一次出色进攻机会的信中写道：“所以，这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在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和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人们已经知道，我们并不认为经济条件只是社会的一个不变的静态结构：是它们的矛盾构成了历史的动力。
可笑的是卢卡奇在我所引述的那部著作中认为自己和我们不同，并重提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所下的定义：“存在先于意识”
，而存在主义——其名称相当清楚地指出了这点——把这种领先变成一种由原则肯定的客体。
（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
[1]选自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原文为“eminencegrise”
（灰衣主教），指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父（1577—1638）。
[3]以笛卡尔主义为例，“哲学”
的作用仍然是否定的；它进行清除和摧毁，并通过封建制度的无限复杂和本位主义来隐约显示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抽象的普遍性。
但在其他情况下，当社会的斗争具有其他形式的时候，理性的贡献就可能是肯定的。
[4]参见拉加施（D.Lagache）：《哀悼的作用》。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同上书，33页。
[7]这种品质既是内在的（因为它通过我们被体验的主观性扩展开来），又是超验的（因为它处于我们能及的范围之外），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存在。
[8]正因为如此，和我同龄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都是拙劣的辩证学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机械唯物主义。
[9]卡尔韦（J.Y.Galvez）：《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PenséedeKarlMarx），瑟伊出版社，1956。
[10]这种说法由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deUnamuno）提出而风行一时。
当然，这种悲剧性同我们时代的真正冲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11]布兰斯维克（1869—1944），法国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
[12]这种说法得到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
[13]这种精神上的恐怖在一段时间里同对个人的“肉体上的清除”
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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