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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支撑着并滋养着历史。
但它本身却没有历史并且在历史之外。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平日变成了“工作日宗教”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平日成了人类生活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条件?既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性之渊源,平日又如何最终与历史分离?它如何考虑历史中的自相矛盾,即事变和事件之间的互相矛盾?平日是一个现象世界,即使在掩盖实在的时候它也以某种方式揭露着实在。
[4]
在某一方面,平日揭露着实在的真理,因为外在于平日世界的实在等于先验的非实在,亦即一种没有力量和效能的结构。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平日又掩盖着实在。
平日并不直接包含实在之整体,而是有中介地包含它的某些方面。
对平日的分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和描述实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是通过实在来把握平日,而不是相反。
[5]
“烦的哲学”
的方法既是神秘化又是非神秘化。
在这种神秘化和非神秘化中,它以一种特殊的实在表现平日,好像这就是平日本身。
这种方法在平日和“工作日宗教”
(即异化了的平日)之间不加区别。
它把平日看作不可靠的历史性,认为向可靠性的转化是对平日的丢弃。
如果平日是实在的现象“层面”
,那么物像化了的平日就不能在向可靠性的跳跃中克服,而只有通过在实践中消除平日拜物教和历史拜物教才能克服,亦即通过实践从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摧毁物像化实在。
我们曾说明,把平日与可变性、历史僵硬地分开,一方面会导致历史的神秘化,这种历史的神秘化可以表现为马背上的皇帝和〔大写的〕历史;另一方面会抽空平日,导致平庸陈腐和“工作日宗教”
。
与历史离异,平日会变得空洞乏味,以致演变成荒诞的不变性。
与平日离异,历史就会变成一个荒诞的软弱无力的巨人,它作为灾难闯入平日却无法改变它,即无法清除它的陈腐,无法给它以充实的内容。
19世纪的粗俗自然主义认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而是在于它们如何影响“群众”
。
然而,仅仅把“宏大的历史”
投映到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并不能清除唯心主义历史观,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强化了唯心史观。
从政坛英雄的观点看,只有所谓的高雅的世界,使平日的空虚性相形见绌的伟大业绩和历史性事件的世界,才有资格纳入历史之中。
与此相反,自然主义的概念取消了这个高雅的世界,而全神贯注于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专注于平常生活的单纯记录和纪录片式的快镜拍摄。
然而,这种处理和唯心主义的处理在同样程度上剥夺了平日的历史维度,平日被看作永恒的,原则上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是可兼容的。
平日表现为非个人力量的无名和专制。
这种力量指导着个体的行为、思想趣味乃至于他对平庸的抗争。
平日的无名代表为其主体的无名,即表现在“某人非任何人”
这一名称中。
这种无名的副本是被称作“历史创造者”
的历史演员们的无名。
历史事件最终表现为非任何人的作品,因而也就是所有人的作品,这是平日和历史所共有的无名性造成的。
有人说,个人的首要身份是无名,人首先是在烦与操持的基础上,在把他淹没了的操控世界的基础上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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