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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结构即共产主义经济结构中，才能使人民从经济因素的至上性中解放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某些阶级的特性。
在以往的社会里，有些阶级曾经摆脱了直接为物质产品的挣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生活在经济因素的至上性之下。
但这些阶级的特性，他们的活动（即使是非生产性的活动）的内容和意义，都是他们那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科特·康拉德（KurtKonrad）在对因素论的批判中指出，这种理论是对社会的拜物教直觉的结果和残余。
拜物教直觉把社会关系映照为物与物的关系。
因素论把社会运动头足倒置了。
它把人类客观实践或精神实践的一个个孤立的产品看作社会发展的“代表”
，但实际上社会运动的唯一代表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自己社会生活的人本身。
要科学地论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性，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范畴与社会学主义的经济因素范畴区别开来。
因素论主张，某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因素——经济——决定着其他一切因素，譬如，国家、法律、艺术、政治、道德等。
这里它回避了一个问题：社会的整体，即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社会，是怎样产生和构成的？因素论认为社会形态是不成问题的。
它把社会形态看作一个既与的事实，看作一种无内涵的外在形式，是某个因素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舞台。
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理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社会整体（社会经济形态）是由经济结构建构起来的。
经济结构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统一性和连续性。
[23]与任何形式的多元论相对立，唯物主义一元论并不认为社会是因素系列或因素集群，其中一些因素表现为原因，另一些表现为结果。
有些人习惯于在机械因果性和多元相互作用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前者表现为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后者则表现为纯粹的连续性，排斥任何因果性，代之以函数关系和指称（assignation）。
这本身就是某种特殊的实在观造成的结果。
这种观点首先从社会实在中抽出某些孤立的抽象，把它们提升为本体论的实存（因素），然后再把这些形而上学构造回馈到两种不同的关系中去，要么是相互作用，要么是因果依存性。
很自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必然在所有这些活动上都打上它的印记[24]。
这个问题本身已偷运了一个形而上学观点。
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是由经济结构造成的，即由社会关系的总和造成的。
人们在生产中进入与生产资料有关的社会关系之中。
唯物主义一元论可以为一套完整的阶级理论提供基础，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客观尺度，把影响整个社会制度性质的结构性变化与只修整社会制度而不根本改变其性质的派生的、第二性的变化区别开来。
混淆经济因素与经济结构是当代资本主义辩护词（例如宣称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已经消灭）的理论基础。
因此，有关阶级问题的浩繁的辩护性文献来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总使人感到有些不和谐。
马克斯·韦伯认为，阶级的归属由占有市场财产的能力决定。
这种看法完全抹杀了生产资料占有与物品占有之间的区别。
韦伯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基本分界处引入了一个自立的因而是抽象的尺度：有产的、无产的；富裕的、贫困的；占有财产的、不占有财产的等。
换言之，韦伯把经济看作财富、财产、货币实力、占有权等，从而把经济概念还原为陈旧的“因素论”
。
这一理论得出了一个肤浅的论战性的结论：经济上有力量的个人，未必是权力的实际执掌者。
他用经济、权力、社会地位的多元决定论来反对“经济决定论”
的片面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原子主义因素论倒退的观点。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经济、权力、社会地位构成独立自主的系列，是一种超历史的实存。
然而，在现实中三种因素都只在某一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内并在它的基础上才有相对的自主性。
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威望、荣誉、尊重的等级）和政治权利的分割，这三者都是在经济形态的框架中发挥功能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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