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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
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
[58]。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么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
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
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
“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
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
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59]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
[60]。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
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
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
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
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
这个术语。
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
“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61]。
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
[62]解放出来，就“拯救”
了它。
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
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
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
[63]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
这点非常值得注意。
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
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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