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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对一个激进出版商来说并非耻辱而是光荣。
一旦出版商们事先决定准备进监狱，他们便竞相想出新招，并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吸引对手注意。
激进的英国怀着愉快的心情（没有人比黑兹利特更愉快）注视着《瓦特·泰勒》——骚塞青年时期含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舍温的努力下复活。
而骚塞这时是桂冠诗人，他带头鼓吹制止出版界煽动性的放肆行为，并要求当局禁止舍温侵犯版权的行为。
埃尔登勋爵拒绝发出这样的禁令，因为法庭不能理会“诽谤性出版物的肮脏利润”
一类的财产争端讼事。
黑兹利特问道：“那位作为《瓦特·泰勒》一诗的作者正在要求一项针对自己的禁令，同时，他又建议颁布一些针对我们的禁令，并以此通过暴力求弥补他在言论上的亏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27]在另一方面，卡莱尔（他已经把舍温的业务接了过来）在得知禁令被拒绝后就不仅仅是高兴了——因为在他开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出售这本诗集可以给他带来大宗利润。
他在6年后写道：“光荣属于你啊，骚塞！
当其他各种政治出版物衰败之时，《瓦特·泰勒》一直是利润的源泉，世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归功于骚塞的。”
[28]
非法翻印《梅布女王》和《审判目击记》事件也是这种沸沸扬扬策略的一部分。
没有一个不列颠的君主会像卡罗琳王后[29]**时期中的乔治四世被用可憎的粗话描写的那么可笑的样子；尤其是在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出版的《王权神授说走向错误统治》、《王后的婚姻阶梯》、《不是我的错》和《月中人》中更是如此。
同一作者的《掴警察与桥街帮》（1822）以政府资助的《新时代报》的版式面世，并辅之以一个模拟的新闻报戳和一个猫爪图像及一句题词：“他对任何东西都要伸出爪子”
，此外还有一些假广告和伪造的生卒一览表：
婚姻启示
摄政王陛下行将就木的专制政府娶了至高无上衰老不堪的古董小姐，18世纪的愚昧女神。
新人的服装华丽无比。
卡莱尔出狱后继续进行斗争，讽刺家们还把起诉他的那些人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第二，尽管政府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是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和合法主义者的传统是不屈不挠的。
这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霍恩的认捐名单上，从一位辉格派公爵到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都是带头捐款的，这表明统治阶级自身的不安。
各次政治审讯中政府司法官员的报告还表明，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安排诉讼程序的，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陪审制度的不可靠性（就他们的目的而言）。
按照福克斯1792年提出的诽谤法，出版行为及有损名誉的行为由陪审团裁决，虽然法官不会设法避开这一条，但实际上终究意味着几个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认为的“诽谤”
是否已经危险到堪判入狱作出判决。
一项失败的国家起诉是对当局士气的打击，这要靠三次成功的起诉才能弥补。
即使在1819年至1821年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由政府和起诉团体提出时[30]，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好地使用了法律手段以及对陪审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卡莱尔的言语太刺激人，结果使问题由煽动变成了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集权式的”
或“亚细亚方式”
专制主义。
审讯记录必须传阅，这些记录包括关键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本书，在法庭上朗读这些文章——被告就是因这些内容而被判刑的。
卡莱尔出狱后继续镇定地编辑他的《共和报》；他的一些伙计则在那里编着另一本刊物，以此作为自我提高的手段。
1824年，伍勒的《黑矮人报》衰落了，但科贝特仍然在斗争。
他在20年代早期确实是相当温和的。
他不喜欢卡莱尔的共和主义和自然神论，也讨厌这些学说对大城市工匠的影响，他日益转向农村并疏远工人阶级运动。
（1812年，他办了第一期《乡村旅行》，他的天才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形式和内容。
）但即使他疏远了工人阶级运动，《政治纪事报》仍然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像《共和报》那样设有专栏，揭露各种迫害事件，从博德明事件到贝里克事件均是如此。
这场斗争所带来的荣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
约翰·亨特和约翰·瑟尔沃尔（当时已是坚定的中等阶级温和派）属于受“桥街帮”
折磨的一类人；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伯德特、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属于那些因煽动罪而遭监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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