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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莱尔和他的伙计们是属于那种坚定反抗到底的人。
虽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重新开始了一些起诉，而且亵渎案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也时有发生，但是激进的斗争到1823年已告结束。
卡莱尔的最大罪过是他满不在乎地出版了汤姆·潘恩的《政治著作》和《神学著作》——自从1792年潘恩被缺席审判、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在战争期间被连续审判之后，“老雅各宾派”
在城市的根据地秘密流行的著作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
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的罪过，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本人也从自然神论转向了无神论，而且更富于攻击性，例如鼓吹暗杀——无论怎样看，这些都会遭致起诉。
几年的铁窗生活也未能使他有所改进。
他的力量在于：第一，他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他的背后有工匠文化的支持。
第一点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
事情通常是这样：果敢坚毅的人（如在18世纪90年代）要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失败。
奇怪的是卡莱尔的那种决心（“舰队街的商店理所当然是不会关闭的”
）确实是当局难以对付的，无论他们那一边有多少法律条款的支持，他们总是会因起诉而遭人憎恨。
然而，在六项法令下，他们已经授予自己取得了流放犯有煽动罪的作者的权利，而这些人的罪过还远不如卡莱尔所犯的、并自豪地承认过的那些罪严重。
甚至在1820年，这一法令的条款也未能得以使用，这说明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合法的思想共识对权力也会产生某些制约。
除非把他流放或是砍掉他的脑袋，或者更加现实的是把他单个关起来，否则卡莱尔还是不会沉默的。
然而，政府没有实施极端措施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政府看来，到1821年这些措施似乎已不那么必要了，因为已加重的印花税自会发生作用；第二，第一轮冲突之后，情况已经明朗，如果卡莱尔默不作声，就会有半打新冒出来的卡莱尔取代他的位置。
实际上，最先冒出来的两个卡莱尔就是他妻子和妹妹。
此后，他的那些“伙计”
还会步其后尘。
据一项统计，在斗争结束之前，卡莱尔已得到150个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是零售商、印刷商、报贩——他们总共为卡莱尔蹲了200年监狱。
这些志愿者是应《共和报》的广告而来的，都是“自由的，有能力并愿意在卡莱尔将军的军团服役”
的人：
务请最充分而明确的理解，为了宣传这些原则并为此目的而牺牲自由……并不是为个人，必是焕发了这些志愿者的动机；因为——虽然R.卡莱尔保证要……用他的力量给这些志士最好的支持——如果一大批人被监禁，他的财产状况或前景是不可能允许他每周拿出任何特别的款项的……[31]
从那时起，舰队街的“理性神殿”
就很少有一天晚上没有客人们留宿。
前来的男人和妇女情况各异，而且全是不为卡莱尔所认识的。
他们仅仅是些伦敦人，或是从林肯郡、多塞特、利物浦和利兹乘公共马车前来的。
他们都出自同一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不同于织工或太因河畔矿工的“工人阶级”
文化。
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有职员、店员和一位农夫之子；鞋匠本波后来成了书贩；詹姆斯·沃森，里兹的一位批发商，他在一家干货店“寄放过一匹鞍子马”
；有剪绒工詹姆斯·曼，他后来也成了书贩（也是利兹人）。
这种知识传统一部分是在雅各宾时代形成的，他们的圈子曾一度聚集在戈德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32]或伦敦通讯会成员的周围，该通讯会的最后一个真诚的发言人——约翰·盖尔·琼斯——就是卡莱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这种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其中某些东西应归功于边沁日益增长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应归于“理性思想的基督徒”
和唯一神教徒，如本杰明·弗劳尔和W.J.福克斯等。
这种传统涉及日报的编辑和萨里技工学校的讲师们当中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亚文化，而那些为爱好文化的《黑树林》所不齿的人——中小学教员、学医的穷学生或公职人员读的是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观察家报》，他们所推崇的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是经过个人的抽象思维得出的是非曲直。
[33]
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如果据此就给这种文化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标签，那就无助于研究了。
这样表述也许更接近于真实：（战争年代中）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现在已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例如棉纺工）所继承，他们要把这种文化带给“无数成员”
——这种传教士的热情即使在边沁、詹姆斯·穆勒或济慈身上也是很难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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