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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指出这一点，因为它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是个关键问题，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作出的解释（尽管人们单凭一得之见也可以写出书来）。
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尔帕和柯莱蒂的著作，我认为就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当代，只有这两位学者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可调和的理论区别，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当作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
他们认为，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和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都存在着断裂，但他们把这个断裂的位置定在1843年，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断裂位置的这种移动在理论上产生了深刻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一部书里将会谈到。
我上面这番议论是为了说明专门论述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那几篇文章的意义，并使大家看到统括全书各篇文章的中心主题，因为关于矛盾和辩证法的那几篇文章同样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特殊性。
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
确定概念同确定概念的位置完全是一码事。
这项批判工作，作为解释马克思著作的绝对前提，本身要求具有一些旨在论述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的、临时的和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
因此，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个循环过程如同任何这类循环一样，无非是辩证的循环，这是从一个理论总问题出发，向一个对象提出关于其本质的问题，而总问题在考验其对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而且也能够成为认识论问题的对象，而这个认识论问题能否被提出，又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为转移。
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
可见，上面谈到的这项批判工作，对于改变过去那种根据假象（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假象，或者是显然为人们所熟悉的成熟时期著作中的概念的假象，后者比前者更加危险）去直接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如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同时也是为制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的理论工作。
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科学作出区分，从二者的历史关系中研究它们的区别，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中研究认识论断裂的非连续性；它将使我们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概念，看出一个词是否有这个概念或没有这个概念，通过一个词在理论叙述中的作用而认清概念的存在，通过概念在总问题中的作用，即通过概念在“理论”
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确定出概念的本质。
唯有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著作，也就是说，将使我们从认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阅读这些著作。
确实，这种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现在，研究的前提条件已经确定，随着选个起码要求的实现，研究工作也就步入了正轨。
（顾良译杜章智校）
[1]选自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当然，知识分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时刻注意同这些形式作斗争。
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
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
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
[3]关于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标志着由科学前的总问题转变为科学的总问题）这两个题目，请参考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所作的极其深刻的理论分析。
我在《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将对此作简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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