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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被认为是匮乏的环境中，人的需要仍然是不能满足的、受到阻碍的和固定不变的。
而在一种充裕的条件下，需要的实现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其主观方面——紧张感和饥饿感——消失了，出现了更高水平的新的需要。
（3）在人的需要结构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进行调解的技术。
一方面，技术是由达到一定实践目标的技能和方法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其目标在于对象的生产以及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服务的物质手段。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人的需要结构中最能动的因素：通过其飞速发展，技术不仅决定着对象的数量和类型，而且决定着人之基本能力实现的优先权和水平。
然而，技术和它生产的丰富对象却掌握在那些在私有财产和全权的政治结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权贵手中了。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再是一种实现人的能力、并满足那些在自然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需要的手段，异己的技术成了加强异己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
这就完全颠倒了技术、需要和制造产品之间的关系。
生产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技术开始生产人的需要，以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对产品的需求。
这就提出了现代批判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怎样区分真正的、可靠的需要和虚假的、人为的需要。
有几种方法可以确定这种重要的区别：对各种需要的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对这些需要在个人生活和整个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的考察；对这些需要之长期满足的心理结果的考察。
这些批判考察方法中的每一种都预设了一个单一而全面的理论标准（其客观性和人类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的需要是那些其满足导致了重新认识和发展人之基本能力的需要。
虚假的、人为的需要则是那些与这些能力的发展完全无关的需要，因而这种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和窒息了人的基本能力的发展。
对人类存在之实际结构和潜在结构（潜能与显能、真正的需要与人为的需要）的进一步分类，把我们引向了批判的辩证人类学之最重要的范畴：实践概念。
实践是人的活动，其中人创造了最佳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一种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
这种理想化了的活动概念显然是一个规范概念。
一方面，它根本不同于描述的、价值中立的劳动概念；另一方面，实践也是和否定的、异化劳动的概念完全对立的。
异化的（抽象的）劳动在其本性上贬低了人，并使人同其真正的存在相脱节，同实现其潜能和满足其基本需要相脱节。
在“物质与自然的永恒交换”
（马克思《资本论》）的意义上，特别是在一个有组织的、标准化的生产的意义上，劳动是一切类型的社会中人之生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产劳动无须成为商品，无须是没有感觉的，因而无须贬低其主体。
劳动强加给人的是一种高度的组织、纪律、秩序、狭窄的专业化和常规。
劳动按其本性而言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然而，实践是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因而是自足的。
整个历史上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活动无不具有实践的特性。
但是由此并不能推出，实践是一种非现实的乌托邦幻想。
实际上，它是对人类活动类型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早就在人们生活的创造性时期作为大多数发展了的个体的行为方式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
实践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艺术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辩证法是根据一种人类活动的理想形式——这种理想形式具有艺术创造的许多本质特征——的观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的批判）。
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普遍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非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实践包括特殊的个体能力的客观性，因此，它的本质之一就是自我确证；与此同时，实践也满足了其他人的真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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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总体性原则
辩证批判反对一切以片面性、单一论、系统的（非工具的）偏见、不求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整合整体之永恒的零碎性去削弱和割裂与现实的其他现象和结构之间的联系，用人为的类型学取代现实以及对特殊的地区、民族、种族、宗教、阶级或时代的意识和文化的任何禁锢为特征的思维。
换言之，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以整体性和总体性原则为特征的。
全部历史都可以设想为一个总体化的过程。
撇开一切变化，人性本身就倾向于维护和整合以往的文明所发明的那些包含了普遍的人类本质的一切形式、技能和概念。
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不断地将尚未加工的、原始的自然改造为人化的、经过加工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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