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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权贵将权力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尊重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权力的根本变革，因而不是革命。
只有当新统治者将其权力用于一种根本的变革，用于建立一种新的、符合进步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时，我们才能正确地讨论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一再坚持，我们只有在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才能讨论革命，仅仅夺取政权并不就是革命，至多只是革命的一个阶段。
然而，在斯大林主义之最后的、最庸俗的阶段，革命被归结为权力的征服（在这一阶段上，斯大林的实践活动成了一种扼杀在权力征服以后作为革命而出现的一切事物的尝试）。
斯大林逝世以后，某些人十分自满地发现，将革命归结为夺取政权是不恰当的。
例如，E.费舍尔对这种相当简单的观点——即革命应该以“一个过程、一个时代”
为特征，而不应以“一种行动”
、“一种政治革命”
、“一种反抗已经忍无可忍的统治的暴力起义”
为特征——一直抱有强烈的热情。
然而，这种我们不想辩驳的观点并不是一种真正伟大的思想业绩。
斯大林也曾知道，夺取政权只是革命发展中的一个时刻或阶段。
在解释列宁的观点时，他坚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阶段上、在任务上、在政权转变的发生上，是根本不同的。
[5]因此，当我们以夺取政权作为评判革命的标准时，我们仍很接近于斯大林。
这里，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捍卫“较好的”
斯大林，而不是“较坏的”
斯大林。
只有当我们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同所有其他革命在原则上的区别，并坚持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一种最深刻、最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时，才开始摆脱斯大林的道路。
由于我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所有其他革命之间质的区别，因此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并不会发生。
当我们认为这种质的区别在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时，争论才开始。
这个论点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
如果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那么所有其他的革命便只能是“假革命”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
与“革命”
的结合就成为多余了。
因此，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非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就完全消失了。
然而，上述论点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甚至是反动的。
以往的伟大革命动摇并改造了当时的世界，为后代留下了持久的印迹。
与一场几乎尚未开始的革命相比，抹杀其重要性，不正是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否定人类以往的伟大运动吗（因而也是在未来阻碍这些运动）？
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触及思维和存在之根本的潜在可能问题，就不可能成功地讨论革命的本质问题。
如果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革命本质的话，如果这种本质可以通过一种严格的一般概念（这一概念能概括一切革命的共性，并对一切特殊形式的革命保持中立）把握的话，那么根据那种并非一切革命都同样是革命的、只有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革命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当然是一种谬误。
换言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完成了的、不可能产生任何新东西的、由等级秩序的固定本质构成的世界中，我们的革命观就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历史的，并非完全由过去决定的世界中，情形就会截然不同。
如果未来能赋予生活以某种新的、根本不同于过去的东西，那么，过去的革命就不可能成为未来革命的模式。
可能的异议还有，未来的革命也不应被当做现实的标准，因为我们怎么能预先思考未来和某些尚不存在（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事物呢？这种异议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它所包含的内容和它对我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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