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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中所需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
（phronesis）的“道德感”
，即慎重的精明。
个人态度与社会一类的要求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这四个要素而得以表达：而所有这四个要素都影响个人行为在其中所发生的三个主要动机领域——需要、习惯和知识。
进而，这三者，即需要、习惯和知识，都为情感过程所伴随，这些情感过程可以在所有三种动机类型中起作用。
在三者中毫无疑问需要具有最强的情感基础。
需要、习惯和知识都可以表达建构于特性之上的“个人”
，但是它们也可以成为类价值的个体负荷者。
这里，可能的排列组合是无穷的；但是，在每一单个情形中，无论是排他主义的还是个体的，三种动机类型都相互一致，以形成一个结构统一体。
对知识的作用或许需要进一步说明。
首先，如果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或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就必须了解牵涉到的道德概念和规范。
同时，如果我们想根据给定的环境合适地活动，或对他人在类似情况中的行为作出有根据的判断，我们就必须不但了解关涉的道德概念和规范，而且要了解给定行为在其中所发生的环境。
进而，在开始进行某一行动时，我们为关于我们行为后果的考虑和我们的意向所引导。
当然，“谋算”
结果的能力并非简单是知识的问题：不可预见的因素，例如，他人的行动，可以推翻最周全谨慎的预见。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的一切，不过是对可预见的结果的考虑在对道德意向和结果间的关系的评价中起作用，它是我们道德姿态的组成要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总体及其价值和倾向的知识，是行为和判断的道德内涵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否认道德是一个特殊的独立领域，并断言每一包含义务的行动都具有道德内涵时，我们并未否认行为的履行可以纯粹出于道德动机。
整个生活可以为道德动机所驱动（我想过体面的有声誉的生活，我想成为负责任的人等等），这同样也适用于个别行为。
然而，很少发现生活和行动具有唯一的或同质的动机的情形；通常动机是极为混杂的：人们并非想“变得勇敢”
，他们想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赢得这一或那一战斗，支持某物，取得成功，获得权力，所有这些处于不同的组合之中，而在过程中他们表现出勇敢。
朱丽叶渴望同罗密欧幸福地厮守，她的生与死的规范道德是与这一动机密不可分的。
我们由之开始的前提是，道德的基础平面，是使纯粹排他主义动机屈从于社会的要求结构。
给定了这一前提，自然应得出推论，我们的每一道德概念，都是推广对于与某种情感、需要、要求结构或价值相关的排他主义动机的抑制。
勇敢、正义、节制、慷慨、无私、博爱，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从对某一或数个排他主义情感持续不断的压抑而产生的价值。
那么，从根本上说，当我们断言某人“勇敢”
时，这意味着什么？这不过是说，某种压倒一切的思考使他能够漠视关于他个人的安全、他的健康或财富的焦虑。
同样的，如果某人不做自己的情感、习惯或偏见的奴隶，他就被称为“公正的”
；说他是“节制的”
，意味着他压抑自己对欢愉和营利的贪欲。
为什么“无私”
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它包含有对他人而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关切、利益和渴望的考虑。
这些道德概念和价值判断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始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与道德的基本功能相关。
即使就在不同时代的规范戒律中和在伦理规范的个人等级体系中的重要性而言，某些道德概念和美德相差甚远，这一点也依旧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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