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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哲学的层面上，在真正的理论层面上，在各种实践的历史层面上，都存在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在实际的主流文化领域内，它总是被当作“传统”
、“有意义的过去”
而为人们所忽视。
但是，选择始终是关键所在；选择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内选择某些意义和实践并加以强调，否定和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是重新阐释并削弱这些意义和实践的某些成分，或者把它们表达为支持或至少是与实际的主流文化内的其他因素不相矛盾的形式。
教育过程；在家庭之类的机构中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培训；工作的实际规定和组织；在知识和理论层面上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包含在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活动中，由于它们为我们所体验并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生活现实也是依赖于它们的。
要是我们从中认识到的只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要是它只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的可孤立的意义和实践；要是统治阶级把它们强制加于他人的头上，使之占据了我们的心灵的最主要部分，那它就将是更加容易被推翻，人们无疑会对此感到高兴。
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以选择、组织和阐释我们的经验，而且，它始终是能动的，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中；它不只是过去，不只是我们可以轻易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干壳，它比强加的抽象意识形态更加实在和灵活，在复杂的社会里，情况只能如此。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替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替代性的观点和态度、替代性的世界意义，但这些替代性的东西只能包容在实际的主流文化中。
在我们的上层建筑概念中，甚至是在某些霸权概念中，这一点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种忽视开辟了退向中立的复杂性的道路。
例如，政治实践中就存在着现实对立面的合并模式，人们感觉到并努力解决对立面。
不管这些对立面的内在矛盾或内在变化有多大，它们在实践中总是无法逃脱实际的主导定义的限制，根据这个事实人们就可以认识它们在合并中的存在。
议会政治实践就是如此，虽然它确实存在内在的对立。
在任何社会里，所有实践和争论都是如此，虽然这些实践和争论绝不可能还原为意识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不管存在多大的内部争议和变化，它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主要的共同定义的限制，那么，它们就可以根据我的意思当作共同的东西来加以分析。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必须再次仔细考虑那种非共同性的源泉；那些并不是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的源泉。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对此加以说明。
显然，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替代物，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真正对立。
这些替代形式和对立形式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现实环境中频繁的历史变化形式。
在某些社会里，人们有可能发现真实的替代形式不受干扰的社会生活领域。
（如果想要它们发挥效用，它们当然必须是共同组织的组成部分。
）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它的清晰表达、它的公开性程度等都依赖于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我们必须认识到，根据实际的主流文化来看，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替代性和对立性形式隶属于历史的变化形式，具有自己的源泉，作为主流文化的真实反映，这些源泉是非常重要的。
五、剩余文化和新兴文化
接下来我得介绍替代性和对立性文化的残余形式和新兴形式之间的进一步区别。
所谓“残余的”
，我指的是不能根据主流文化来证实或表现的某些经验、意义和价值，但是，在以前的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和社会残余物的基础上，它们却得到了生存和实践。
大部分的宗教意义和价值都被明显地并入主要的体系，但是，某些宗教价值中确实存在这种真实情形。
在英国文化中，某些源于乡村的过去的观念同样如此，这些观念至今仍然相当流行。
剩余文化总是某种程度地远离实际的主流文化，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在现实的文化活动中，它有可能被纳入后者。
这是因为，如果实际的主流文化想要在那些领域内获得意义的话，在许多情况下，它就必须吸纳剩余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变化形式；如果这种残余是源于过去的主要领域时，情况尤其如此。
这同时也是因为，在某种阶级，起码是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主流文化不可能允许过多的这类实践和经验处于自身之外。
因此，虽然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有些重要的情况下，某些名副其实的残余意义和实践留存了下来。
所谓“新兴的”
，我指的是，首先，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含义和经验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但是，合并它们的企图早就存在，因为它们是当代实践的组成部分——不过不是明确的部分。
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弄清楚这种企图早在何时就已出现、主流文化对于可以被视为新兴文化的东西又有多么警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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