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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同类的历史相联系。
类的历史这个词是唯物主义的信息,它首先告诉人们的是,任何物种发展领域里的自然进化,是用其他手段,即通过社会化的个人的生产活动本身继续下去的。
当人们通过社会劳动维持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同时也就生产了他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生产了他们的社会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进程里,个人和他们的社会一起发生变化。
生产方式的概念,是重建类的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把历史理解成为生产方式的不连续的序列,从这个序列的逻辑发展顺序中,人们看到了社会进化的方面。
请让我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定义。
生产方式的特征是通过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表现出来的。
生产力是由下列因素构成的:第一,在生产中进行活动者,即生产者的劳动力;第二,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即变成了提高生产率的劳动手段——生产技术的知识;第三,组织知识,即有效地运用劳动力,造就劳动力和有效地协调劳动者的分工合作的组织知识(劳动力的动员、造就和组织)。
生产力决定着能够掌握自然过程的程度。
另外,那些能够确定劳动力以什么方式,在既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上,同能够支配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机构和社会机制,也是生产关系。
调节生产资料的增长,或曰控制社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方式,也间接地决定着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分配。
生产关系表达着社会权力的分配;它借助于满足需求的、社会承认的分配模式,预先就规定了利益结构。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些结构,它们相互联系,产生了有限的、同结构相类似的发展阶段,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从发展逻辑上看是有顺序的生产方式。
(“手工磨坊产生了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
)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生产方式分为五种:文化高度发展前的原始部落和氏族社会的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古代的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关于古代东方和古代美洲的历史发展的归属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五种生产方式,标志着社会进化的全部阶段。
任何特殊的经济结构,都可以用进化论的观点,用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社会里,形成了一种等级式的联系——加以分析。
M.戈德利尔对西班牙殖民主义时期印加文化所作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人们对类的历史概念所作的教条主义理解,同18世纪的那些哲学史见解一样,具有许多缺陷。
迄今为止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把生产方式分为五种或六种,这种学说确认了宏观主体的单线的、必然的、连续的和上升的发展。
针对这种类的历史模式,我想提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理解,我的理解不会被说成是众所周知的反对历史哲学思想的客观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假想一个进化赖以进行的类的主体。
更确切地说,进化的承担者是社会和与它结为一体的行为主体。
进化表现在按照一个合理构成的模式而构成的、又经常被更全面的结构所代替的那些结构上。
在这种构成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和个人,连同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群体同一性,都在变化。
即使社会进化可能具有一种倾向,即使联合在一起的个人能够自觉地影响自己的进化过程,那似乎也不会出现特殊的主体,而是自身创造的、更高级的、主体通性的共同性。
另外一个问题是发展概念的特殊化问题,即从什么意义上说,人们可以把新的结构的产生理解成为一种运动;处在运动中的,只是经验的基础材料。
假若我们把发展逻辑同发展动力,即把能够合理构成的、越来越全面的结构等级模式同经验的基础材料赖以发展的过程相分离,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历史的非单线性、必然性、连续性和不可逆转性。
我们当然考虑在原始部落中形成的、并且确立了社会进化基本状态的、具有深厚人类学基础的普遍结构,即这样一些结构:我估计,它们是随着类人猿的认识潜力和动因潜力在语言交往的条件下的变化和再形成而产生的。
这些基本结构,可能同今天正常情况下的4~7岁之间的儿童(只要他们的认识、语言和相互作用能力已经结为一体)所具有的意识结构相符合。
这些基本结构,描述了较为全面的结构赖以形成的逻辑活动领域。
但是,新的结构能否形成,以及何时形成,取决于意外的边缘条件和经验上的能够加以研究的学习过程。
一个既定的社会为什么能够达到既定的发展水平的发生学的解释,不取决于一个在任何既定的阶段上按照它当时所获得的结构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系统是什么状况这种结构解释。
许多途径都能够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
进化的统一体越是众多,单一的发展就越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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