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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连续的发展，是没有什么保障的。
说得确切一点，一个社会是否会在发展过程中丧失其生命力，或者是否能借助于发展新的结构去解决它的体制问题，这取决于偶然的情况。
说到底，倒退在进化中是可能的，并且已被多种经验所证明。
总之，一个社会没有随之而产生的必然的倒退现象，是不可能跌到曾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之下的。
法西斯德国就是一个例子。
不可逆转的不是进化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如果和只要它在进化）必然要经历的结构顺序。
争论最多的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所固有的目的论。
我们所说的进化，实际上是指明方向的累积过程。
新进化论把复合性的增加当作可以接受的辨认方向的标准。
一种制度（系统），它能够容纳的情况越多，它在实际情况中能够同化环境，能够在这种环境面前保住自己的存在的复合性就越大。
马克思也对“社会分工”
范畴给予高度评价。
他所说的“社会分工”
，是系统分化的过程和在某种较高的水平上，职能特殊的局部系统的一体化过程，即提高一个社会自身的复合性和控制能力的过程。
当然，复合性作为辨认社会进化方向的标准，具有许多弊端：
——复合性是一个多维概念。
一个社会，它的规模、相依关系、多样性、普遍化、一体化和再次专门化的能力，可以是复合的。
因此，复合性之间的比较可能是弄不清楚的，全球的阶段划分问题，用复合性的观点可能无法解决。
——此外，复合性和维持社会存在之间，并没有明明白白的关系；有的复合性的增加，证明在进化上是钻进了死胡同。
但是，看不到这种联系，把增加复合性视作方向，把制度（系统）的复合性当作评价发展水平的基础，是不合适的。
——但是，有的社会却看不到在维护它的存在方面存在的明摆着的和客观上可以确定的问题。
这种情况也使一个社会的复合性和维护其存在间的联系成了问题。
衡量社会的再生产，不能以再生产率为标准，这就是说，不能以这些社会的成员生活的长久的可能性为标准，而要以保障用规范加以确定的社会的同一性，即以保障能够用文化加以解释的“美好的”
生活或者“可以忍受的”
生活为标准。
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个社会的复合性的增加来评价这个社会的发展，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与否来评价社会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上可以运用的知识的使用；一个社会的基本设施和制度，体现了道德的、实践的知识。
这两个领域中的进步，是以它们的普遍的公认的要求为衡量标准的。
我们也以这两个领域中的普遍的公认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即以陈述的真值和规范的正确性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
因此，我要维护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作辩护。
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三
在我讲述了“社会劳动”
和“类的历史”
这两个概念之后，我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说——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作一简要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上层建筑作过最著名的表述。
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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