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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7]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按照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标准，形成一个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一切其他局部系统。
对这种理论所作的经济学解释，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
每一个社会都根据这种解释（根据自己复合性的程度）把自己划分成为局部系统，人们又按照等级把这些局部系统排列为经济、行政—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序列。
这种理论认为，较高级的局部系统的过程，是由当时较低级的局部系统的过程决定的，它们是因果的依赖关系。
这种理论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则认为，较低级的局部系统过程从结构上限制着当时较为高级的局部系统过程。
因此，经济制度（系统），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归根到底”
决定着其他局部系统中一切过程的范围。
普列汉诺夫支持第一种论述；马克斯·阿德勒、拉布里奥拉支持第二种论述。
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科尔什、阿多诺的著作中，社会的总体性概念，反对层次模式。
他们的上层建筑理论形式是，一切社会现象均依赖于经济结构，同时，他们又用辩证的观点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现象中的本质。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在相互关联中提出的。
这种关联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性，首先是对一个社会所处的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过渡的危机阶段而言的，不是对社会的任何一种本体论状态，而是对经济结构在社会进化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而言的。
有趣的是卡尔·考茨基（K.Kautsky）看到了这一点。
他写道：“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机构，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能够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但是，对于它的历史中的个别现象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
这种个别现象，无论是经济的，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它在某些关系中是基础，而在其他关系中则是上层建筑。
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绝对正确的。”
[8]马克思使用基础概念，是为了给一些问题划定范围，这些问题是在解释新的进化时必然涉及的。
基础理论告诉人们，新的进化所要解决的只是那些在社会的基础领域中出现的问题。
把“基础”
和“经济结构”
等同看待，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基础领域始终和经济系统是一致的。
但是，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行使的职能——调节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从而间接地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
在原始社会中，行使这种职能的是血缘系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行使这种职能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系统。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市场除了它的控制职能以外，还拥有稳定阶级关系的职能时，上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出现，并具有经济的形态。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甚至预测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里，进化的优先地位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上去。
不管怎样，生产关系能够为各种不同的设施和制度服务。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核心，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
这里，我和杜尔克姆一样，都把社会一体化理解成为社会的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性的保障。
如果体制问题不能在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如果必须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进行革命，以便为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条件，那么，社会的同一性就处于危机之中。
对这种危机的发生过程，马克思是这样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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