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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9]（马克思）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上述原理则意味着：生产技术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的一定形式，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过程被设想成为一个统一体，因此，人通过生产力也从自身中制造了生产关系。
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劳动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这种唯心主义概念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础。
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产关系“产生”
于生产力的构想，首先表现为工具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必须把交往行为的层面同在社会协作中形成的工具的和战略的行为层面加以区别。
假如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这样理解上述原理：（1）存在着内在的学习机制，它关心的是技术上和组织上可以使用的知识的自发的增长和把这种知识转变成生产力；（2）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应的结构的时候，生产方式才处在均衡的状况中；（3）内在原因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结构上的不一致；（4）这种不一致，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会产生不平衡，并且必然会导致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
例如，戈德利尔就是用这种结构主义思想来理解上述原理的。
甚至，戈德利尔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著述中也没有交代清楚，我们赖以解释新的进化的发展机制是从哪里产生的。
公认的学习机制，能够解释认识潜能的增长，也许还能够解释认识潜能向提高生产力的工艺和战略的转化。
它能够解释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结构差异增大，这些问题就能够给生产方式的存在造成威胁。
然而，这种学习机制却不能解释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实施，譬如，用国家来代替血缘系统，需要的是道德—实践性质的知识，不是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规则能够给予补充的技术上能够使用的知识。
它不需要扩大我们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它需要的是体现在相互作用结构中的知识。
一言以蔽之，它需要的是扩大社会对我们固有的内在本性的独立性。
工业发达的社会就是例证。
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生产力的进步造成了劳动过程和企业内部劳动组织的高度分化。
然而，已经深入到这个“生产社会化”
中的认识潜力，却同能够孕育迫使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社会运动的道德实践意识没有结构上的相似性。
因此，“工业进步”
，不是像《共产党宣言》所认为的那样，用“工人的革命联合……代替他们的分散状态”
，而是用新的劳动组织代替旧的劳动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产生问题的机制，它尽管可以引起，但却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革新。
但是，即使这种解释也几乎不能捍卫马克思的上述原理。
为此，我们还可以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大家知道，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使体制出现了问题。
这些问题超过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且动摇了原始公社制。
波利尼西亚和南非发生的事件，就是明显的事实。
但是，导致最初的高度文化的形成或者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的巨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没有把生产力的可观发展作为条件，而是作为结果。
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能导致进化论上的挑战。
最好是把知识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和使用这种知识加以区别。
依我看，莫斯科维奇明确论证的并非没有学习能力的机制，不断产生一些多余的认识，这些多余的认识就是没有被使用，或者最初只是表面上得到使用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所具有的潜在能力。
如果这种潜在的认识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那么，它将成为（狩猎者和采集果实者、农夫和畜牧者、农业和城市手工业、手工业和工业等等之间）社会结构分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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