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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终于成了商品，因此，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依附关系，通过劳动契约机构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通过劳动市场在经济上得到了保障。
（1）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如何把建立在同样的原始公社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旧石器社会和新石器社会加以区分。
“新石器革命”
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新的发展状况，而且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人们建议把占有物品的经济阶段同创造物品的经济阶段加以区别：当狩猎者和采集果实者夺取了自然财富，并且直接加以使用时，耕种者和畜牧者则渴望获得土地、牲畜这些生产资料，而所有制问题是同生产资料一起提出来的。
其他区别都与社会组织的复合性相联系（原始群、部落、酋长制）。
人们估计，标志着过渡到新石器社会的技术革新，取决于神秘的世界观的相继出现。
这种估计是有根据的。
（2）就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众说纷纭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属于原始公有制的最后阶段？或者，是否可以把这种生产方式理解成为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式呢？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像我认为的那样，是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式是有说服力的，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或者，它就是同（西方）古代的生产方式并行的一种特殊发展路线？或者是由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形式？
（3）封建社会的划分，同样也遇到了巨大困难。
难道封建社会是一种能够明确加以规定的生产方式，还是一个无须分析的集合名词？如果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难道它就标志着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如果有，那么，难道就只有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才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难道封建社会是一种单一的现象？或者，如果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难道其他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就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4）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古代高度文明的社会和（后来）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加以区别。
局部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层次的增加，都出现在同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的范围内。
当然，在所有从进化看富有成效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发生了世界观的令人注目的结构变化——一种神秘的关于宇宙起源的世界观变成了一种具有宇宙伦理形式的理性化的世界观。
这种变化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
这种变化怎么能够唯物主义地加以解释呢？
（6）所谓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划分，是一个特殊问题。
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难道是一个进化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或者它们都是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变种？
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使得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其关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前言中，对普遍的发展阶段观念发生了怀疑。
人们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上述问题是拖延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进程，还是毫无成果的研究的标志。
我认为，今天不能提出这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对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说，生产方式的概念也许不是一把错误的钥匙，而是一把尚未充分打磨的钥匙。
（郭官义译）
[1]选自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和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同上书，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817页，柏林，19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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