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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后结构主义对阐释批评的“隐喻式的重写”
，总是假定某些表述形式的优越性，在本篇文章里指所谓“历史”
的表述方式。
我们别无他法，只能申明正是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可以同以上所有的阐释方法明显地区别开来，因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导符码”
或曰超验所指（traalsignified），并不是表述，而是“缺席的原因”
（acause），不可能获有完整的表述。
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
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
在讨论本文的正题——历史主义——之前，我提出了关于阐释问题的初步意见。
现在，我将回到对历史主义的讨论。
我下面将要谈及“历史主义”
这个术语在今天学术界的含义（“历史主义”
在今天是一个颇费踌躇的术语）。
让我们此刻先在经验或叙事上，把“历史主义”
看作是我们同过去的关系，它提供了我们理解关于过去的记录、人工品和痕迹的可能性。
任何“历史主义”
的两难处境都可以表现于在相同与差异（identityanddifference）之间进行的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似乎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
当我们要决定分析关于过去的形式或客体时，我们首先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出随意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支撑着我们与过去的联系。
一方面，就像萨特式的自由一样，我们不可能不在多种可能性中挑选一种（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作出了选择）；另一方面，我们的决定本身承认了经验，这个决定是绝对的预先假设，超出进一步的哲学辩论范围（我们不能够求助于任何关于过去的经验式的调查，因为经验本身就建基于初步的预先假设上）。
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说明这种同时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选择：如果我们赞同我们自身与陌生客体是相同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乔叟、或一个维纳斯塑像、或一个19世纪俄国绅士的叙事，而这些选择多多少少地与我们自己的文化边缘性有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预先假定将要展示的东西，以及我们对陌生本文的表面“理解”
受到了某种困惑的骚扰。
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我们的存在是消费者的社会，有电视机和高速公路，有世界冷战，也有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我们根本没有离开过家园，我们对“理解”
（Verstehen）的感觉与心理投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够接触到与我们的现实真正不同的另一种现实的陌生性和抵抗性。
然而，如果由于夸张性疑虑的结果，我们决定颠倒这个立场，从一开始就赞同陌生客体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话，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异己的客体与文化。
古典世界的地位很久以来就是这种两难境地的范例。
当我们认为希腊形式和拉丁本文是古典时，我们承认的，不仅是这些正规的语言和符号系统与我们自己的美学价值和美学理想相一致，我们还承认通过美学经验的象征媒介，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之间，存有一整套政治相似性。
今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在今天，希腊形式——一般认为拉斐尔（Raphael）的艺术达到了古典美理想的最高境界——被认为是枯燥乏味毫无吸引力的，人们更乐意以不同的方式重新书写希腊形式。
尼采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反宗教的神秘主义的重新肯定、剑桥学院派对宗教仪式的研究、弗洛伊德本人［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以原始神话重新对俄狄浦斯传说的撰写］、颠覆古典学术的决定性打击［例如乔治·汤普逊（GeeThompson）的著作、多兹（Dodds）的《希腊人与非理性》，以及最近法国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当代对希腊事实所重新进行的美学评价和阐释［例如卡尔·奥夫（KarlOrff）的戏剧《安提戈涅》］——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制造了另一个希腊，不是伯里克利斯（Pericles）或帕森尼（Parthenon）的希腊，而是野蛮不开化的部落、非洲或地中海的希腊、充斥着性别歧视主义的希腊——一个带着面罩和被死亡、宗教狂热、奴隶制所笼罩的文化，一个嫁祸于人的、**中心和同性恋的文化。
这个文化恢复了阿兹台克（Aztec）世界的惊人的吸引力和异己性。
这种强大的反意象（age）是由我们自己的集体幻想和太阳神阿波罗古典主义造成的。
我们可以从别的历史题材中看到这些题材与阿波罗古典主义的血缘关系：小说《一九八四》中表达出的一系列相同的“极权统治”
幻想、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ism）、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
的通俗描写，以及对皇帝统治和古代权力系统的各种意象的循环再现（特别是在科学幻想小说中）。
虽然如此，这些新题材的内容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评价过去关于古典世界的想象力。
如何看待古典世界，与其说是个人嗜好，不如说是一整套社会和集体的镜像，在此镜像中，新艺术风格的生产——一个新古典主义——被用来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英国贵族寡头政治集团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在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同受到损伤和从精神与肉体上异化了的、无产阶级的异己成分的、敌对环境中坚持自己的优越性，因而把自己封闭起来。
英国贵族寡头政治集团从只成功地遗留下了文化模式的奴隶制贵族城邦文化中，看到和肯定了自己本身的理想形象。
很清楚，古典世界的两个形象——和谐的城邦的形象与十分陌生的另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的“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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