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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之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选择：尼采式反历史的立场。
同文物研究一样，尼采式立场以拒绝承认的方式“解决”
了历史主义的困境。
就文物研究而言，“现在”
并不意味着某个特别优越的地位。
休谟（Hume）认为创世的假设改变不了任何事物，除了纠正我们自己的偏见之外。
所有记录“过去痕迹”
的档案和沉积的财富——包括休谟本人的全部著作，以及记载休谟的历史“存在”
的文件——只不过是建构在共时性现在的巨大幻觉欺骗而已。
历史主义困境的最终“立场”
，处于休谟的悖论基础之上，即认为人们之所以念念不忘过去，并不是因为过去不复存在：
什么是历史客体？尽管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作出那么多详尽阐述、含糊其辞和限制条件，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按其定义，所有逝去的就不复存在。
准确地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物所作的“表述”
。
表述的实体是保留下来的记录和文件。
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什么可以算作过去要取决于历史知识范畴中运作的意识形态模式的内容。
过去的内容——它的性质、时期和问题——取决于具体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特征。
书写历史的具体模式以记录的形式作出各种表述。
人工品、洗衣单、法庭花名册、厨房的垃圾堆、回忆，被转变成文本——通过表述，我们可以了解真实。
文本，由于被阅读而成为文本。
因此文本的定义取决于阅读。
历史知识不来自表面的历史客体，却来自对文本的阅读。
文本是历史知识的产物。
历史的书写是分析这些文本的文本生产。
[27]
这个立场终结了那种认为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毫无比较可言的结构主义观点。
当代历史学家通常采取这个立场。
它是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述美学的实践相对立的一种现代主义——或最好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美学。
在我们的讨论中，引进“表述”
这个主题使我们可以以新鲜的观点看待表述的术语和假设条件，把“表述”
置放进更广泛的理论和哲学框架之中。
例如，对于一些人来说，列宁的一部伟大历史著作《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只不过是一部历史编纂学著作。
这些人不去讨论列宁文本中的经济和统计内容。
［阿瑟·丹托（ArthurDanto）前些时候证明非叙事类型的历史著作总是带有叙事或讲故事的目的。
[28]］列宁的著作在这种意义上不是重新建构对过去的表述。
在他的著作中，对过去的描写是作为现在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一部分。
列宁把对过去的描写嵌入现存的疑难问题之中：“列宁的著作从理论上致命地摧毁了纳罗第尼主义（Naro4ism）和进化论的证据和学说。
‘经验的’材料——按照具体问题而采集的事实、数据、信息，有其具体的采集方法、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目的；列宁对其纯洁性不存任何幻想和迷恋——在这本书中，起着批判对象或理论观点的阐述对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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