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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当人们试图重新运用这一话语来分析当代社会的时候，一种天真的人类学的虚假建构被再生产出来：它将交换和意指的过程自然化了。
由此，社会的逻辑似乎不能约束需要本身。
确实，所有富有魔力的遐想都从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的误解之中获得一种有效的方法。
由此，对于需要的思考始终与对于超自然的神性（Mana）的思考传统相连。
它是一种虚构的想法，是在经济的“理性化”
的镜子中所显现的一种镜像。
4.交叉学科——新人类学，或者心理—社会经济学
由此，有必要重建整个社会逻辑。
就此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在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非正当的结合更富有意义了。
那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们毕其一生地努力试图将这两个相去甚远的学科融合为一（以人类以及他们的父辈的名义）。
他们试图削减所有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学科来说无法认可的东西，它们或者存在于其他学科之中，或者存在于那些逃离了整个学科范围的某种知识之中。
特别是经济学，它只能延迟这些非正当性显露的可能，因为它以计算、以无意识的心理学逻辑或者以相当于无意识逻辑的社会逻辑为基础。
一方面是不定性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差异性逻辑。
它们与平等的逻辑不相容（而这一逻辑对于经济学来说则是神圣的）。
为了驱除这些破坏性的影响，“经济科学”
将自身与单纯和无害的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形式结合起来，而后者作为一些传统的规范，从一开始就是一些跨学科的研究。
从这一视角来看，人们从来没有想过引入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维度，而只是想给个人实体添加一种衡量标准（“理性的”
经济的变数），或者补充一种个体的“非理性”
心理学（动机研究、深度心理学的研究），或者增加一些人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学（个人对于名誉和地位的需要），或者仅仅是提供一种社会—文化视角。
概括说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此举出一些例子：雄巴尔·德·洛夫（bartdeLauwe）揭示了一些较低层次的人对肉类产品的非正常消费：不是太少，就是太多。
如果这种消费处于中间水平，那么这种人则处于经济的理性之中。
这里没有问题了。
然而，心理的因素加入了其中：对名誉的需要，奢侈性消费，或者过度消费等等。
由此，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因素被界定为“经济性的病理学”
因素！
另外一个社会分析学家肯塔那（Katona），发现了“可任意支配的收入”
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他发现超越购买力，“存在着某种购买的倾向，它将反映消费者的动机、偏好和期望。”
[10]这些都是对心理—经济学并不太贴切的阐明。
或者，我们时常会发现（这一点也几乎不能被忽视了）个人从来不是孤单的，他总是被他与他人的关系所规定着。
因此，鲁宾逊的故事在微观社会学的视野中将遭到摒弃。
美国的社会学就已经多少认识到了这一点。
甚至对于默顿（Merton）来说，在他关于边缘群体的理论中，也总是研究一些实际上被经验地给定了的、并具有一些现实期望的群体，将其视为社会动力的源泉。
心理主义的分析伴随着文化主义的分析，以及另外一个温和的、不愿冒险的社会学的分析：需要是每一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的功能与文化！
这些自由的分析已经十分充分了，远远超过了它本来可能有的内涵。
人被赋予了需要以及一种需要的满足的自然偏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受到质疑。
它们只是被简单地归入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维度（通常被预先界定下来，并且通过其他方式），即通过暗示、入侵、相互作用、同化或者渗透等方式，它被再次置入一种社会历史或者文化之中，并被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第二自然。
所有这些最终都具有了一种“人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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