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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指出，葛莱蒂是从一个唯一的二难选择出发的：是对立还是矛盾。
这来自他的世界只为两种实体——现实的客体和概念——提供机会这一事实，而且这个出发点和他的全部分析中不变的假设是思想和现实的分离。
这伴随着我们将要说明的大量的结论，毁掉了对能够解释对抗的“现实的对立”
和“矛盾”
两个范畴的信任。
首先，很清楚的是，对抗性不可能是现实的对立，在两个交通工具的碰撞中没有任何对抗性：它是一个服从实证物理规律的物质性事实，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社会领域就等于是说，警察殴打工人斗士、议会中团体阻止对立部分成员发言的叫喊，这些阶级斗争中的对抗是物理活动。
“对立”
在此是一直被隐喻地扩展到社会世界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概念，或者反之亦然。
但是显然不存在足以解释两种情况中固有关系类型的共同意义核心。
这一点甚至是更清楚的：假如为了谈到社会起见，我们用“敌对的力量”
替换“对立的力量”
——对于此种情况，对物理世界隐喻的调换，至少在后荷马时代的世界中并没有发生。
可能受到反对的是：要考虑的不是对立的物理特征，而只是它的附加逻辑特征。
但是关于社会对抗特性的理论怎样可能建立在与两个社会力量冲突和两个石头碰撞所共享的逻辑矛盾相对立的基础上，甚至是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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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R.埃奇利[37]和J.埃尔斯特[38]已经指出的，两个不同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中被混淆在一起：（1）现实的是矛盾的，并且（2）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
关于第一方面，这个命题无疑可能是自我拆台的。
波普尔对这种辩证法的著名批评是：[39]从这种观点出发是不会受到任何反对的。
然而第二个主张是不可否认的：在现实中有可以只根据逻辑矛盾描述的情况是一个事实。
命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而且只要矛盾的命题经验地存在，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就是显然的。
人们认为，而且在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之中——规范、信仰等等——能够接受命题的结构，它们不会导致矛盾的主张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一点上，埃奇利明显荒谬地相信，矛盾命题现实存在的可能证明了辩证法的正确性，辩证法是关于现实基本矛盾本质的学说，而不是现实中矛盾的经验存在）。
因此看来，矛盾范畴在现实中得到担保，而且它提供了说明社会对抗的基础。
但是一点反思就足以使我们确信并非如此。
我们都参与了大量相互矛盾的信仰体系，可是对抗没有从这些矛盾中出现。
因此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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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我们已经排除了作为说明对抗性的“现实对立”
和矛盾，那么看来后者的特殊性就不可能被理解。
在社会学和历史文献中关于对抗的通常描述巩固了这样的印象：他们解释了使对抗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没有同样解释对抗（描述通过像“这引起了反作用”
或“在那种情况下X或Z发现自己被迫起反作用”
这些表达来进行），换句话说，从解释到要求我们的常识或经验去完善文本的意义之间存在一个突然跳跃，就是说，解释被中断了。
我们试着来阐明这一中断的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把对抗比作现实的对立或矛盾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把它比作这些关系类型所分享的东西的不可能性。
它们事实上确实有所分享，而且那是成为——第二种情形中的概念化客体之间，以及第一种情形中的现实客体之间——客观关系的事实。
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所成为的某物，使得这个关系可以被理解，即在此两种情形之中，我们关心的是完全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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