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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一直想判定它在关系系统之中的特殊位置，即我们一直想赋予它新的客观性。
差异的颠覆逻辑一直要在此发现一个限度。
但是就像差异的逻辑从来没有构成完全被缝合的空间一样，同等的逻辑也没有实现这一点。
通过同等压缩的社会代表立场不同特征的瓦解，绝不是完全的。
如果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使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的结论：如果社会由于不能把自己构成为客观领域，它对于自身绝非是透明的，那么对抗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因为它没有完全瓦解社会的客观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继续从同等和差异对立的逻辑观点来考虑政治空间的结构，让我们考虑极端情况的例子，在其中这个或另一个占有优势。
一个同等逻辑的特别例子可以在千禧年运动的例子中发现，在那里，通过并列的同等体系，世界被区分为两个阵营：代表这一运动特性的是农业文化，而城市文化是罪恶的肉身化。
第二个是第一个否定性的反面。
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被达到了：除了那些与另一个系统要素对立的那些要素，同等的体系之中没有一个要素进入到关系中。
存在着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而且，当千禧年的造反发生时，对城市的攻击是狂热的、彻底的和不加选择的：那里不存在能够在同等的链条内建立差异的话语，在这些链条之中，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象征着罪恶（唯一的选择是向另一个区域大迁移，以便建立起上帝之城，完全与现实世界的腐败绝缘）。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相反的一个例子：19世纪迪斯雷利[41]的政治学。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从两种国民的概念出发，即完全把社会区分为贫富两极。
对此我们必须要加上对欧洲政治空间在“古代专制”
与“人民”
之间同样的彻底划分（19世纪的头一半，在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的作用下，是同等链条最初的时代）。
这是迪斯雷利要改变的，而且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克服对社会空间并列的区分——即构造社会的不可能性，它的规则是清楚的：“一种国民”
。
对于此，有必要打破从共和主义伸展到全部社会和多样化政治要求的虚构大众革命、主观性的同等体系。
这个断裂的方法，即不同要求的合并，把它们与大众链条中的同等链条隔离开，而且使它们转变为系统内的客观差异——即把它们转变为“实证的”
而且由此把对抗的边界置换为社会的边缘。
这一纯粹差异空间的构造要成为发展趋向，后来被财富国家扩展并且肯定。
这是实证主义幻象的因素，全部社会被合并到可理解的和社会预定的框架之中。
因此我们注意到，同等的逻辑是政治空间单一化的逻辑，而差异的逻辑是它扩充和复杂性增长的逻辑。
如果用一个语言学的例子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差异的逻辑倾向于去展开语言中的语言组合轴、可以进入到组合关系以及与大量位置彼此连贯的关系，而同等逻辑扩展了替代这一极——即要素可以被另一个替代——因此，被还原的大量位置能被结合起来。
[42]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对抗，我们一直让它保持在单独状态中，以便使我们的意见更加简明些。
但是很清楚的是，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独一点上：差异体系之中的任何位置，只要被否定，就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
因此，社会之中存在大量可能的对立，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相互对立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同等的链条会按照对抗被包含这一点而彻底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起作用并且渗透于主体同一性本身之中。
这导致了下面的结论：越是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就越不可能成为明确的差异体系，而且对抗点越会增殖。
这一增殖会使任何中心性的构成更加困难，而且因此建立起不统一的同等链条（即近似于葛兰西以“组织危机”
描述的情况）。
由此看来，在分析作为对抗基础的政治空间时，我们的问题可以被还原到确定破裂点和它们的可能连接方式。
但是在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危险领域，在其中，我们论证中的轻微置换就会带来根本错误的结论。
因此我们要从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出发，然后尝试着确定那个被描述的景象正确性的条件。
发达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之间重要的不同特征将呈现出来：在前者之中，对抗点的增殖允许民主斗争的增殖，但是这些斗争由于具有多样性，并没有倾向于构成“人民”
，即进入到与另一个相互同等的关系之中并且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对抗领域。
相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帝国主义的剥削、极其残忍和中心化的统治形式从一开始就使大众的斗争具有一个中心、唯一明确规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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