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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为领导权形态意味着边界现象，阵地战这个概念显示了它的全部意义。
通过这一概念，葛兰西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影响，第一个是要肯定社会的封闭是不可能的：因为边界对于社会是内在的，在可理解的社会形式下，不可能会包括作为经验参照的社会形态。
每个“社会”
通过区分自身来构造它自己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形式，即通过在自身之外排除颠覆它的过剩的意义来构造。
但是，另外，只要在“阵地战”
中边界随着功能而变化，每个对抗参与者的同一性也跟着变化，而且因此不可能在它们之中发现我们通过被缝合的整体没有找到的最后停泊点。
前面我们说过阵地战这个概念导致了战争的非军事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它把阻止它在任何透明所指中被固定的彻底不明确性引入了社会之中。
这是阵地战显示其限度所在的地方。
阵地战假定了社会空间划分为两个阵营，而且把领导权连接描述为分离它们的边界的迁移性逻辑。
然而，显然的是这一假定是不合法的，两个阵营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领导权连接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先验条件——因为，假如它是这样的条件，领导权连接在其中运作的领域本身将不会成为连接的结果。
葛兰西的阵地战假定了政治空间区分的类型，我们先前曾经把它描述成大众的同一性。
它的发展超过了19世纪的“人民”
这一概念，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对于葛兰西来说，那样的大众同一性不再是简单给定的，而是必须要构造领导权连接的逻辑。
然而，根据旧的概念，还存在着结构总是在二分的政治空间内扩张边界这个基础上运作观念。
这是葛兰西的观点变得不可接受的地方，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这些政治空间的增殖以及它们连接的复杂性和困难，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特征。
我们将因此保留来自葛兰西的连接逻辑和边界作用的政治中心性，不过，我们会除去对于那些现象形成是必然结构这样的单一政治空间的假定。
因此我们会谈论意味着政治空间多样性的民主斗争，以及在其中某些话语倾向于把单一政治空间划分为两个对立领域的多样性大众斗争。
但是很清楚的是，基础概念是“民主斗争”
这个概念，而且大众斗争只是来自于民主斗争中同等作用多样性的特殊局面。
上述所说中很清楚的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
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
但是作为放弃它们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并非起因于葛兰西的两个连续的系列问题。
第一个涉及层面的分离，即像任何连接关系一样的、领导权所需要的外在要素。
正如我们所见，这并没有向葛兰西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在他的分析之中，“集体意志”
的最终阶级核心不是领导权连接的结果。
但是，一旦作为最终核心的本体论特权已经被瓦解，事情会是怎样呢？假如在领导权取得成功的情形中连接实践已经成功地构造了差异和关系同一性的体系，领导权力量的外在特征也没有消失，难道它不会变成历史集团中新的差异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差异体系已经被完全焊接在一起的情况意味着领导权政治形式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中会存在着从属或权力关系，但是严格说没有领导权关系。
因为，随着层面分离的消失以及外在性因素的消失，连接实践的领域也会消失。
领导权的政治维度只作为社会增殖开放和非缝合的特征扩展。
在中世纪的农业共同体之中，向不同连接开放的区域是最小化的，而且因此不存在领导权连接的形式：当共同体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没有从封闭差异体系内的重复性活动到正面的绝对同等的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时期开始阶段之中，当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发生在不断需要建构新的差异体系这一持续变化的条件之中时，只有领导权的政治形式占优势的原因。
因此，连接实践的领域被大大地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少了。
每一个社会同一性变成了多元连接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之中存在许多对抗。
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填补连接者和被连接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内在化。
但重要的是要强调：连接力量的同一性继续保持分离和不变都是不可能的，两者都属于持续颠覆和重新定义的过程。
这就是甚至同等体系也没有免于被转变为新差异的危险的那种情况。
人们知道许多团体与体系的正面对立对于它可能不再是外在的，而且只是变成了一个矛盾，而不是那个系统中的内在立场——即另一个差异。
只要对抗的力量接受那个作为其否定的基本形态的连接体系，领导权形态也包含与它对立的东西，但是否定的立场是通过形式本身的内在要素被定义的，所以，政治领导权形态消失条件的理论规定也解释了现代时期它持续扩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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