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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找到信仰，但不知道路在何方。
你想摆脱无信仰这一痼疾，你寻找疗救的药方：跟着那些人学吧，他们一度像你一样束手无策，但现在却倾其所有孤注一掷。
这些人知道你在寻找的道路，他们也治愈了你一直想根治的那些烦恼；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行吧。
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就好像他们什么都不相信似的，取圣水，让人讲话等等。
这倒使你相当自然地产生信仰，也会使你更加温顺起来。
选择这条道路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危害呢？你将会守信、诚实、谦逊、感恩，忠于职守，是一个诚挚、真实的朋友……这是真的，你不会再沉迷于有害的娱乐、荣誉和生存环境，但你会没有其他选择吗？
我告诉你，你即使在此生此世也终会有所收获，在这条路上你每走一步，你都会看到，你的收获是如此的确凿无疑，而你冒的风险却可以忽略不计，最终你会认识到，你赌赢了无数确凿无疑的事物，却没有为此付出一分半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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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最终的结论是：抛开理性的争辩，屈从于意识形态的仪式，通过不断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而麻痹自己。
就好像自己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信仰就会不请自至。
得到意识形态的皈依，这样的程序并不仅仅限于天主教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度在法国共产主义者中间特别盛行的原因，关于“赌博”
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手被绑嘴被封，表面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由的，仅仅沉溺于理性的争辩，但实际上他已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渗透。
这些偏见不会让他步出牢笼，因此他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意义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那他还能干点什么？
答案是：首先，他至少应该认识到他在相信历史的意义这方面的软弱无能和虚弱无力；即使他的理性使其倾向于接受真理，但他的阶级立场所派生出来的**和偏见会阻止他接受真理。
因此，他不应该竭尽全力地证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真理，相反，他应该学着去征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和偏见，他应该从下列人身上汲取经验，他们一度也像他现在一样软弱无力，但现在已经准备冒全部危险献身于革命事业。
他应该亦步亦趋于他们开辟的道路：他们的言谈举止好像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使命，他们活跃于党的活动之中，聚敛钱财帮助罢工者，宣传工人运动等等。
这使得他们麻木不仁，也令他们相当自然地相信了什么。
真的，选择这条道路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危害呢？他们变得守信、忠于职守、诚挚和高贵……这是真的，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害的小资产阶级娱乐，放弃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琐事，放弃他们关于个人自由的错误意识，但从另一方面看——尽管牺牲了他们信仰的实际真实性——他们获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们获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摆脱了怀疑和不确定性；他们全部的日常行为都伴随着这样的意识，他们正在为伟大高贵的事业做着小小的牺牲。
把帕斯卡尔的“习俗”
与乏味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信仰的内容是以你的实际行动为条件的”
）加以区别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beforebelief）这一悖论状态：通过遵奉一种习俗，主体既相信它又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最终的皈依仅仅是一种表面行为，通过这种表面行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信仰的事物，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尔的“习俗”
的解读所遗漏了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总是主体无意识的物质支撑物。
马雷克·卡尼沃斯卡[26]的电影《另一个国家》（Ary）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它以敏锐和精致的方式，展示出这样一种危险状态——“信仰它却又对它一无所知”
，更确切地说，是对共产主义的皈依。
《另一个国家》这部电影描绘的是两个剑桥学院学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是共产主义者贾德（Judd）——真实原型是约翰·康福德（Johnford），他是剑桥学院左翼学生的偶像，1935年死于西班牙；另一个是富有的同性恋者盖伊·贝内特（GuyBe），他后来成了一个苏俄间谍，是他在其流亡地莫斯科向造访的英国记者回忆整个故事。
盖伊的真实模型当然是盖伊·伯吉斯（GuyBurgess），他们之间并没有性关系，贾德是唯一对盖伊的魅力毫无感知的人（盖伊称之为“贝内特规则的例外”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盖伊而言，贾德成了他的移情性认同点（pointofhistraialidentifi）。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公立学校”
这一环境中：到处弥漫着爱国的空谈，普通学生对学生头领（诸神）的恐惧；但在这全部恐惧之中，尚存在着某些不确定的事物，存在着并不完全严肃的事物；有一个有趣的滑稽模仿的圈子，它隐藏了这样的世界，实际上，快感以其全部的**统治了这一世界，这首先是以同性恋关系的网络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真正的恐惧恰恰是那难以忍受的快感压力，正是因为这一缘故，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和剑桥才为克格勃（KGB）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人才资源；富裕子弟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犯罪情结”
，而首先是因为那乏味的快感氛围，它派生出一种难以忍受的张力，要想消除这种张力，只能求助于对快感进行“极权主义”
的放弃——在德国，希特勒知道如何占有这个这一求助的位置；在英国，至少在精英学生中间，克格勃的猎头们也甚是精通此道。
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它描绘盖伊皈依苏联所采取的方式：其精微之处是由下列事实证实的，即它没有直接描绘它，而是自然展现其全部因素。
这就是说，对30年代的回忆虽然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内容，却恰恰在这时戛然而止——盖伊已经皈依，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这部电影相当精彩地省略了皈依的表现过程，它把回忆悬置于对某人产生同性恋的情形之中，在这种情形中，某人已经坠入情网却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它以一种过分愤世嫉俗的态度表述了他的爱意，对他爱慕之人进行了自卫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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