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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我们意识形态梦的强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坦然面对呈现在梦中的我们欲望的实在界。
让我们考察一下排犹主义，我们必须使自己摆脱所谓的“排犹主义偏见”
，并学着实事求是地看待犹太人，但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仅仅这样说，我们肯定依然还是这些所谓偏见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犹太人”
的意识形态图像是如何授予我们的无意识欲望的，我们是怎样构建这一图像以逃避我们欲望的某些僵局的。
例如，让我们假定，一个客观的观察会证明——为什么不能证明呢？——犹太人的确在金融方面盘剥了其他民族，他们的确有时勾引我们年轻的女儿，某些犹太人还不按时洗澡。
我们没有搞清楚的是，这与我们排犹主义的真正原因毫不相干。
在此，我们只需要记住拉康关于病态的嫉妒丈夫的命题就可以了；即使他引证的、用来支持其嫉妒的全部事实都是真的，即使他妻子真的到处跟别的男人睡觉，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他的嫉妒是病态的、偏执狂的建构。
让我们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这样的非意识形态的客观方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或许是类似这样的事物：“纳粹正在过分草率地处罚犹太人，没有经过恰当的争鸣，因此让我们冷静下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罪；让我们想一想，在对犹太人的指控中是否包含着某些真理。”
真的有必要再加上一句：这样的方法只会强化我们所谓的带有额外合理化的“无意识偏见”
？因此，对于排犹主义的恰当回答不是“犹太人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的”
，而是“排犹观念与犹太人毫不相干”
；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是缝合我们意识形态系统的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
我们之所以不能通过重视日常经验的前意识形态层面（preideologicallevel）动摇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原因也在这里。
这一立论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建构总是在日常经验领域中发现自己的局限——不能化约、包含、吸收和消灭这一层面。
让我们再次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的一个典型人物为例，他被排犹宣传狂轰滥炸，这种排犹宣传把犹太人描述成邪恶的魔鬼化身、巨大的操纵者等等。
但在回家后，他遇到了斯特恩先生（Mr.Stern）、他的邻居，一个人在晚上可以与之聊天的好人，两家的孩子也在一起玩耍。
难道这种日常经验不能对那种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不可化约的抵抗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
如果日常经验可以提供这样的抵抗，那么排犹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那么深入人心。
只有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感受不到任何对立时，即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
。
那么，我们那位可怜的德国人，如果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排犹分子，一边是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阴谋家、操纵者、盘剥我们这些勇士的人等等），一边是对其好邻居斯特恩先生的普通日常体验，面对这二者之间形成的缺口，他将会作出何种反应？他的反应是将这一缺口、偏差转化成排犹主义的论据：“你看他们这有多么险恶？认识到他们的真实本性是很困难的。
他们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掩藏在日常表象的面具下面——正是对其真实本性的掩藏，这种狡诈，构成了犹太本性的基本特色。”
猛一看与意识形态相抵触的那些事实，现在也开始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据了，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便大功告成了。
十二、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
在此发现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意识形态凝视（ideologicalgaze）是忽略了社会关系整体性的局部凝视；而在拉康的视野中，意识形态指的是试图抹掉其不可能性之踪迹的整体性。
这种差异和把弗洛伊德的拜物教概念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相区别的那种差异，是相对应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物神掩藏了实证的社会关系网；而在弗洛伊德那里，物神掩藏的是短缺（“阉割”
），符号网络正是围绕着它结成的。
只要我们把实在界设想成“总是回到同一地方”
的某物，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差异。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意识形态程序主要是“虚假的”
永恒化和或普适化的程序；依赖具体历史关联的一种状态，表现为人类条件永恒、普遍的特性；特定阶级的利益把自己伪装成普遍的人类利益……“意识形态批判”
的目的就是去抨击这种虚假的普遍性，检测掩藏在一般人后面的资产阶级个人，揭示掩藏在普遍人权后面可以呈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暴露掩藏在作为超历史的常量的“核心家庭”
后面的血缘关系的历史特定性的有限形式等等。
在拉康的视野中，我们应该改变术语，用最“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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