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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被思考，正如马克思不断坚持的那样，那么弄清它的不停变化是很困难的，在那里，看来只有规范本身在变化，并不把问题深入到内容与形式相平衡的更固定、更经典的范例中去。
无疑这成为形式和标准的“预先确定的尺码”
，外化到历史本身的“内容”
中去。
这样内容必定发现它自己的形式，运用它自己的尺度；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形式的一种“有机体”
概念的胜利还是形式的完全消解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试问怎样才能确定这种自由发展的力量的不断转换过程呢？
也许人们会说，有两种“美学”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起作用，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一种可以称之为优美；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崇高。
对于马克思来说，的确有一种“坏的”
崇高，沿着黑格尔的“坏的”
无限性发展而来：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停的、过分自负的运动之中，它无情地分解形式，混合同一性，把所有的特殊性质量都变成不确定的、纯粹的数量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运动是一种“坏的”
崇高形式，一个不断地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以致无穷的换喻链条。
与康德的数量化的崇高不同，这种纯粹数量的无限积累，颠覆了所有固定的表达，金钱是它的主要记号。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金钱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唯一重要的财产。
正如它把一切事情都降低到它的抽象形式那样，它也把自己降低到某种质量的自我运动过程中去。
没有尺度以及不可测量成为它的真正标准。
再一次——但现在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尺度本身是不可测量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金钱是一种巨大的崇高，是一种割断与现实的所有关系的无限繁衍的能指，幻想的理想主义抹掉具体的价值，就像更传统的崇高形象那样——汹涌的海洋、峻峭的山崖——在它们无拘束的膨胀中吞没所有具体的同一性。
这种崇高对于马克思就像对于康德那样，是一种怪物（DasUnform）：无形之物或者巨妖。
不管怎么说，这种“坏的”
崇高可以成为“好的”
崇高的对应物，这在《雾月十八日》中最明显地呈现出来。
[24]这个文本的开头数页的确可视为马克思主要的符号学著述，马克思把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描绘为内容与形式，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古典式的审美几乎是不能容忍的。
作为一种历史的装饰品，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把自己打扮成前一个时代的闪光的勋章，以便在夸张的形式下掩盖它在真正的社会内容方面可耻的贫乏。
通过一种时髦的方式，未来作为一种造反事实上发现它们自己被迫重复过去；历史是它们努力摆脱的梦魇，但是这样做只能重新陷入梦境。
每一次革命都是对上一次革命的滑稽模仿，是一种表现其外部象征的环链。
[25]资产阶级革命是戏剧性的，一种摆架子的东西和僵死了的修饰，一种巴洛克式的狂乱，这种诗意的喷发反向调和着它们在物质方面的贫乏。
它们的结构中有一种虚构，有一种导致形式与内容相断裂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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